“沒有血漿，對血液制品的限價在現階段沒有意義。”采訪中一位業內人士精辟的論斷，令筆者感觸良多。市場供求的現狀證明，當前以“降”為主軸的限價正在對血制品供應市場產生消極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該人士認為限價在現階段沒有意義是恰當的。但筆者認為，對血液制品的限價在現階段也能夠產生積極意義，但前提是在出臺最高限價的同時制定最低限價。 自由市場中的價格是供求平衡的結果，在政府規定了有效的最高限價后，一方面，消費因價格下降而增加，另一方面，供給因價格下降而減少，至少不會增加，這就必定會出現供不應求。血制品在血漿緊缺的情況下，供不應求的情況被擴大，出現斷貨、缺貨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效的最高限價必定低于自由競爭形成的價格。由于沒有設立最低限價，血制品在招標中被迫降價就成為“家常便飯”。如果將血漿的緊缺部分地歸咎于血制品的無利可圖，那么用“降價死”來形容這次全國范圍的血制品緊缺，亦不為過。 盡管“降價死”現象可以歸咎于醫藥生產商、中間商、醫院的唯利是圖，但我們更該反思的是降價是否考慮過市場供求情況。目前，除了因政府最高限價而使利潤下滑，各地的掛網采購也使得企業頗感無奈。由于掛網價格不能體現市場目前的狀況，當前業內的血液制品企業根本無法執行掛網的價格要求。 人纖維蛋白原這類產品，現在竟然只有一家企業生產。而事實上，還有更多血制品面臨短缺的困境，如凝血因子Ⅷ國內僅有3家企業在生產，不可避免就會產生供不應求。其中的原因已經比較清楚，主要是利潤低的困擾和高價藥的“打壓”。 一方面是老百姓急盼救命藥而企業因為沒有漿源無法全力開動機器生產；一方面是政府提高標準和實施最高限價而導致部分企業停產。 同時，血液制品的短缺，對臨床藥物治療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諸如人纖維蛋白原雖有冷沉淀可作為臨床代替使用，但作為替代治療的初級產品通常含有較多的雜質，容易引起不良反應，在國外，這種初級產品早就退出市場了。作為救命用的血液制品，它們的短缺，無疑剝奪了醫生和病人的選擇權，嚴重影響了對臨床病人的救治和醫院的常規醫療工作。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藥品定價目錄，僅對最高零售價作了規定，沒有對市場緊缺的血液制品進行最低價保護。筆者認為，對于諸如人纖維蛋白原這樣的短缺救命藥，政府應該在綜合考慮工業企業的研發成本、原料成本、生產包裝成本、流通成本、盈利空間的基礎上，制定最低出廠價和最低零售價，以避免招標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和掛網中政府的盲目壓價。因為合理的最低限價，將提升下游工業企業的利潤空間，而這一利潤空間可讓渡的部分將刺激上游的原料供應商，激發他們對漿源市場交易的興奮度。 當然，現在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管得已經太多而不是太少，如果規定最低出廠價和最低零售價的話，那就是政府過多地插手市場。筆者認為，在自由市場已經因為最高限價和原料緊缺而失衡的情況下，解決血液制品短缺的問題應該通過必要的行政干預，從制度上給予保障。 要想使血液制品充分地供應市場，不可能奢望生產廠家零利潤甚至負利潤地向社會供應。在西方國家，藥廠屬于特殊企業，各國政府會在特定情況下對緊缺藥品定價進行強有力的干預。 　　我們當前急需的就是這種管理機制，依靠經濟杠桿這一“看得見的手”給血液制品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 我們不能排除某些唯利是圖的廠商囤積居奇，但市場缺貨、斷貨卻是我們應該看到的，雖然國家發改委已經小幅上調了一些產品的最高零售價，但收效甚微。 此外，血液制品由于其特殊性，是應該在監管上更嚴格一些，但在加強監管和提高標準的同時，國家也應該加強扶持。如果說共享血漿組分的安全性有待驗證，那么對市場緊缺的血液制品進行最低價保護和制定穩定漿源的政策這兩件事，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擺到議事日程上來。 “在自由市場已經因為最高限價和原料緊缺而失衡的情況下，解決血液制品短缺的問題應該通過必要的行政干預，從制度上給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