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兩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以“國外醫療衛生體制和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為主題的集體學習，早報就此發表社評，認為現行醫療衛生體制的“病因”主要在于政府投入保障不足，漸漸形成以“以藥養醫”為主要特征的過度市場化局面，使民眾看病就醫越來越不堪重負，提出“當務之急應當探討政府如何切實履行公共服務職責，如何改革現有醫療衛生管理體制和公立醫療機構運行機制，保證政府加大投入到基本醫療保障體系中的資源，能夠真正惠及廣大群眾”。如今，《意見》將當前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病因”概括為“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合理……政府衛生投入不足，醫藥費用上漲過快”。《意見》有針對性地開出了“藥方”，強調確立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主導地位，建立和完善政府衛生投入機制，“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使居民個人基本醫療衛生費用負擔明顯減輕；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要高于經常性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使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加大政府對醫藥衛生的投入，降低個人對醫藥衛生的投入支付比例，讓政府為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多買單，糾正了以往醫藥衛生行業重效率而輕公平的過度市場化偏向，強化了政府對作為公共服務的國民健康福利承擔的投入與保障責任。宏觀地看，三十年改革開放使國力大為增強，在此過程中，普通群眾一直是改革的堅定支持者，也為改革承擔了不菲的成本，下一步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妥善處理好“改革成本分擔與改革成果分享”的關系。具體到醫藥衛生領域的改革，必須由政府為醫藥衛生事業多出錢、出夠錢，讓老百姓少生病、生了病看得起病。這是讓群眾分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內在要求，將有利于維護廣大群眾支持改革的熱情，不斷擴大改革的普惠性，鞏固改革的合法性。 　　強化政府責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強化政府在醫藥衛生領域的監管責任。如果說，強化政府對醫藥衛生的投入責任，是為了讓群眾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那么，強化政府對醫藥衛生的監管責任，則是為了讓群眾安全看病、放心吃藥。《意見》就“建立嚴格有效的醫藥衛生監管體制”進行了專題規劃，明確了政府在強化醫療衛生監管、完善醫療保障監管、加強藥品監管、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四個方面的責任。這些規劃具有很強的原則性和指導性，然而，聯系到近年來醫藥衛生安全的現狀，上述內容讓人讀來卻備感沉重。 　　僅以近段時間為例，一些地方發生了多起重大醫療衛生事件。如9月5日至15日間，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8名新生兒發生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相繼死亡，衛生部認定該醫院存在管理松懈、感染防控薄弱、缺失醫院感染監測、瞞報醫院感染事件等突出問題……10月6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接到報告，云南省紅河州6名患者使用了標示為黑龍江省完達山制藥廠生產的兩批刺五加注射液出現嚴重不良反應，其中3例死亡等。這類醫療衛生事件頻頻發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在醫療衛生監管和藥品監管方面還存在著各種問題，有些問題還比較嚴重。 　　單靠《意見》就“建立嚴格有效的醫藥衛生監管體制”做出的規劃，遠不能滿足醫藥衛生現狀對于政府監管責任的客觀要求。在最近公布的《衛生部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中，對醫療服務監管職能的規定只有寥寥數語。鑒于此，有關部門需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在工作中將《意見》的規劃進一步細化并落實到位，使之便于把握和操作，做到既明確權力與責任，又能對監管不力、監管失當等違規違法行為進行有效追懲。 　　當然，改革開放語境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無論是投入責任還是監管責任，政府都不應該也不可能全部包攬、壟斷，而同時需要引入市場和社會的力量。總體而言，“新醫改”方案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但它比較突出地強化了政府的責任，抓住了醫藥衛生改革的重點，其方向值得肯定與期待。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