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在張生瑜的MSN簽名中，記者仍能看到“笑笑，沒有解決不了的事”這樣樂觀的話語。與之相對的卻是，在他略有些佝僂的身軀上，曾肩負著同仁堂這個老字號國企市場化變革的重擔。 　　在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和上市部主任楊華發來的唁電中，這樣寫道——“他的去世……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大損失。”而這個損失對于同仁堂來說，也是巨大的。尚在進行中的營銷體制變革和公司內部治理，也不容停滯。 　　“在怎樣有效利用企業各項資源上，張總做到了最好。但制度的存在，使得公司不會因為個人的缺席而影響公司正常運行。未來兩三年內，同仁堂會承續公司決策層所規劃的道路，穩定調整，以夯實公司經營基礎。”同仁堂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資本少帥“壯志未酬” 　　“現在每次出辦公室，總會不由自主回頭看一下。”到現在，賈澤濤仍不敢相信這一事實。 　　賈澤濤是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現任董秘，從2000年1月到同仁堂股份證券部上班，到2002年時開始受時任證券部主任的張生瑜直接領導，賈澤濤與張生瑜共事至今有6年歷史。在張生瑜升任董事長之后，她接任了董秘之職。 　　在同仁堂位于崇文門的老四合院里，同仁堂股份董事長的辦公室與董秘辦公室相隔很近。“現在他的辦公室已經上鎖、封存，等著家人來清理遺物。”7月25日下午，談起張生瑜，賈澤濤仍語帶慟聲。在這座清朝舊宅里，雕欄玉砌雖在，斯人卻已別去。 　　“人緣很好，工作賣命。”這是記者聽到對張生瑜最多的評價。在7月24日張生瑜的追悼會上，除了不時見到相擁而泣的巾幗女性之外，就連不少以雷厲風行著稱的上市公司掌門人也在暗自垂淚。 　　記者事后了解到，當日前來吊唁的包括北京市屬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董秘，證監會、證監局、交易所等監管部門，私募基金、銀行、券商等業務客戶，有400多名各界人士前來為他送行。 　　“來到這里的都是他的朋友。”一位前來吊唁的上市公司董秘說。 　　作為他的朋友，幾乎每個參加追悼會的人都能講出一段有關于張生瑜的故事。與他私交頗深的大恒科技董秘嚴宏深回憶，去年底他與張生瑜一起到日本北海道，當地翻譯是一個從大連來的男孩，無意中訴說了在日本生活的壓力。于是一路上，生瑜不斷地以自己的經歷來勸導他，鼓勵他樹立信心，堅持奮斗。臨走時還把身上的余錢都給了男孩，讓他補助一下家人。 　　“他去世后，外界給了他很高的評價，應該說這些評價一點都不為過。”賈澤濤告訴記者，無論為人還是工作，他都是一個值得人尊重的人。 　　有研硅股副總兼董秘陶森在1999年時和張生瑜參加的同一期董秘培訓班。他告訴記者：“同仁堂上市早于我們，我經常向他咨詢證券事務，從公司治理到公告刊發等等。他有香港內地兩地資本運作經驗，對財務和法律精通，而且天性好學，鉆得很深。我的問題，他總是耐心地指導和解釋，使我受益匪淺。” 　　正緣于對資本市場的了解和對制度的良好把握，張生瑜在擔任同仁堂職務的同時，還擔任了紫光股份和順鑫農業的獨立董事。 　　“我們想借助他給公司的重大決策給予指導性的意見。”紫光股份副總兼董秘齊聯和順鑫農業副總兼董秘田建國告訴記者。就任獨董后，張生瑜曾分別到兩家公司開過兩次會議。但張生瑜的突然離世，使得尚未有機會發揮獨董職能，這一結果讓兩公司非常遺憾。 　　“最成功的董秘” 　　在同行眼中，董秘是張生瑜做得最成功的職務之一。從2000年3月擔任同仁堂科技董秘，到同仁堂股份董秘，直到2007年3月卸任，在張生瑜短短39年的生命中，董秘一職幾乎占去他生命中1/5的時間。 　　“2000年我到同仁堂證券部時，他正在項目組忙著同仁堂科技的分拆上市工作，那時他已經是同仁堂系內的業務骨干了。”賈澤濤告訴記者。 　　1999年8月至2001年4月，張生瑜歷任同仁堂發展辦公室第一項目組副經理和同仁堂科技董秘，負責同仁堂科技在香港創業板上市工作。 　　在此期間，同仁堂股份公司分拆出1億元科技含量高的績優資產，組建同仁堂科技公司，并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2.4億港元，成為全國首家，也是惟一一家使用同一國有資產進行二次融資并在境外上市的公司，這在業內被稱為“同仁堂模式”。 　　此后，張生瑜相繼擔任了同仁堂股份證券部主任、董秘、副董事長、董事長，同仁堂科技董秘、副董事長，同仁堂集團董事會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總經理助理等職，事業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