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兩會尤其關注醫藥問題，會議上人大代表指出：藥價“一降就死”；有的降價藥品換個“馬甲”就能起死回生。 　　第21次藥品降價剛結束，藥品價格的黑幕再一次被撕開，又再一次無聲無息彌合，如同前幾次一樣未見明顯成效，形成“有價無藥”的尷尬局面，甚至有的銷售網點甚至有70％的降價藥根本買不到。被降價了的品種，藥廠自然降低了生產積極性，甚至放棄生產，轉而改變劑型、包裝、品名后，搖身一變又是藥品柜臺中的大爺。這種現象的確讓人氣憤，但我們也不應簡單地把矛頭指向這些藥商。每一次降價，政府初衷是要壓制流通渠道的價格加成，但結果每次都是藥品生產商遭災，最終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有誰會愿意“賠本賺吆喝”呢？其實，簡單的降價舉措，牽動著錯綜復雜的利益團體，最后便促成了“老藥新制”的騙局。人大代表歸納出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流通環節多，流通成本高。我國的藥品流通環節有6個至9個，而國外一般是2個至3個。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中，往往加價200％－500％。（筆者注：之所以早期的藥品降價措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是因為整個產業鏈將降價壓力集中到藥品生產企業后，生產商的利潤空間被壓縮；到了后期，生產商承受不起降價壓力，渠道商又不愿放棄高利潤，最終導致整個供應鏈崩盤，藥品停產。因此可以預計，日后藥品降價行動的收效將日漸式微。） 　　二是以藥養醫的制度沉疴。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占醫院總收入的50％至60％，一些基層醫療機構的這一數字已高達80％至85％。在利益驅動下，那些利潤少的降價藥，自然被打入冷宮。（筆者注：這是我國的特殊情況，也是歷史的無奈。由于政府對公共衛生長期缺少投入，醫療機構的收入結構出現了畸形，因此改善醫院收入狀況有助于降低藥品價格，也是必由之路。） 　　三是新藥審批流于形式。王晶代表說，2004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了1.9萬種新藥報批，而同期美國FDA受理的新藥報批數量僅148種。近幾年，出現許多藥品報批公司或機構，他們聘請有關官員和專家為顧問，變相行賄以申請新藥批文，將原先至少５年的正常審批速度縮短到一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筆者注：我國的法制監督體系不夠完善，加上醫藥行業行賄受賄的“犯罪成本”很低，這類情況的發生自然很多。） 　　人大代表的提議非常中肯，但我想進一步應補充以下四個重點： 　　首先，重點抓基礎用藥，并納入政府公共衛生職能體系。 　　基礎藥品和基礎醫療一樣，都是政府本應承擔的公共衛生職能，政府應該加大投入、加強扶持。至于扶持的辦法，我想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生產補貼”，另一種是“委托加工”。 　　生產補貼的方式可以借用政府處理基礎醫療職能的做法：現在的公共衛生職能基本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并且國家通過向其購買服務的形式履行應有職能，并給予一定的補貼。同樣，政府也可以按照藥廠核定生產量和供應量給予利潤補貼，并銷往指定渠道。 　　委托加工的方式類似于招標活動，即把藥品銷售招標擴展到藥品生產招標，在指定藥品品種的基礎上進行藥品OEM改革，這樣即可以保障生產廠家的合理利潤水平，同時也保障了低價常規藥品的供應。事實上，國家已經啟動了類似的辦法，2007年我國已經確定內地第一批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定點生產企業和藥品品種，10家大型制藥企業被指定生產32種基本用藥，這是一個可喜的開端。 　　其次，在藥品行業管理中要正視藥品的商品屬性。 　　藥品和醫療一樣，都有著不可回避的市場屬性。但是，在我國以往對醫藥行業的管理中，一直帶著濃烈的“仇商”情緒，不能正視醫藥產品（服務）的市場規律，并且一直企圖用“計劃經濟”管理形態對其強制控制，結果卻不盡人意。筆者認為，借助市場手段來解決醫藥行業混亂問題是必經的一道門檻，一方面要用市場手段“疏”、一方面要用計劃手段“堵”，疏堵結合而后井然有序。正如困擾藥品行業健康發展的“渠道體系”，單靠“價格控制”的手段是無法達到目的的，政府必須深入銷售渠道的本質，規范和梳理渠道經銷流程，才可能根治頑疾。 　　再次，我國的藥品生產行業需要提升技術高度。 　　我國大部分藥廠生產的品種，都是仿制藥，重復投資嚴重，技術壁壘很低。在這種“進入壁壘”低、“撤出壁壘”也低的市場中，市場結構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藥廠放棄某個品種并不需要承擔什么損失，更新生產品種也不需要追加什么投入，這就造就了低價藥輕易“改頭換面”的現狀。如果我國的藥品生產和研發結構進一步升級，市場規律便會發揮良性作用，這種情況將會有所抑制。（筆者注：但是同時，也正是在這種行業大背景下，大家都沒有考慮藥品作為特殊商品的技術投入，便簡單地用生產成本來衡量藥品價格，誤導了社會對藥品定價的理解，比如許多媒體記者“揭露”同種藥品不同價格的“黑幕”等等，其實都是誤解所至。稍懂制藥的人都知道，配方的前期研發、原料比例及純度、劑型、工藝級別都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單以主要成分為根據論長短是不科學的，也希望社會各界能對此持辯證的理解。） 　　最后，引入社會監督機制。 　　整個產業鏈從生產到銷售，至少經歷了四個環節：新藥審批→成品生產→經銷批發→終端零售，每一個節點都存在黑幕。雖然政府在這個鏈條中加大了監督力度，但執法效果仍有待改善，一方面由于對手過于狡猾，另一方面由于總體執法環境的欠缺，這其中牽涉工商、衛生等諸多職能部門。當然，不容否認，部分的政府官員腐敗行為也是藥品腐敗的組成部分。 　　從以往經驗看，政府的監督優勢在于前三個環節，而在終端銷售層面卻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引入社會監督力量則可大有改觀。當然，社會的監督也需要組織保障，這些事務可以交由民間組織或者基層社區完成，政府支付一定的費用即可；而社會監督者定期向政府提交考察報告和民意統計，工作性質以提供一線資訊為主。 　　歡迎與作者探討您的觀點和看法，電子郵件：fidot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