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現在那些被過度呵護的孩子們，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韓小紅總是很感慨，家里三個孩子她排行老二，當時工作繁忙的父母根本抽不出時間給予自己和姐姐弟弟更多關注，她認為這是這代人骨子里獨立性較強的主要原因。
      雖然韓小紅的父母都是6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但20多年來他們的工資沒有變化，這讓姐姐在上大學時稍顯艱苦。到了80年代中后期，父母終于趕上漲工資，1985年考上大學的韓小紅每月拿著家里給自己的生活費，已經足夠滿足自己吃飯、買書買衣服的需求，她的校園生活也因此過得很寬松。90年代初，弟弟也如父母所愿考上大學。與現在不同的是，那時國家對大學生的學費和住宿費均實行免費制。
      80年代出國潮席卷中國，當時身在大連醫學院念本科的韓小紅對此深有體會。聽師哥師姐講述“走出去”之后的生活，似乎那是改變命運的最快方式。于是專業課上開始出現捧著GRE詞匯書，埋頭瘋狂背單詞的學生。出國成了許多人削尖腦袋想要辦到的一件事。
      但韓小紅顯得有點另類，她覺得生活不應該強求，盡管同樣好奇國外的生活，但靠乏味的背單詞爭取出國留學顯然不是她決定選擇的那條路。1990年，學了五年醫科畢業后的韓小紅進入沈陽軍區總醫院腫瘤科。
      因住房三姐弟當年難團聚
      對于自己性格中的獨立成分，韓小紅認為這與過去的居住環境有很大關系，那是她童年時代最深的記憶。當時，全家五口人只擁有一間屋子，狹小的生活空間讓媽媽決定將弟弟暫時送到奶奶家。為了節省空間，大人在屋里立起一道隔拉門，韓小紅和姐姐每晚就睡在里面的雙層床上，床鋪下堆放著糧食。許多年之后，韓小紅在家庭聚會上還經常聽父母提起當年的趣事：如果早上發現糧食濕了，那么一定是昨晚睡在下鋪的孩子尿床了。
      盡管后來父母分了房子，但對于五口人來說，7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還是顯得太過擁擠，其中最小的一間才6平方米。好在沒幾年，考上大學的姐姐便開始了住校生活。家里的空間寬松起來，而當韓小紅準備進入大連醫學院，開始大學學習時，姐姐已經上班工作。盡管所在的學校就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但她仍把自己的東西一趟又一趟從家搬到學校宿舍，方便已經畢業的姐姐和弟弟居住。雖然周末也會回家，但此后她幾乎沒在家住過。就這樣，韓家三姐弟因為房子問題，總會有一個不在家。而隨著獨生子女政策以及人們居住條件的改善，讓家人的“被迫式分離”成為了歷史。
     如今住在6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韓小紅覺得這是小時候和一家人擠在幾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時沒想過的，而一直在醫藥系統工作的父母也沒想到女兒能在北京擁有自己的事業。就連韓小紅自己也覺得初來乍到時對北京的確沒什么感情，那時不允許外地戶口的人在北京買房，她便和丈夫借了一個北京人的身份證，買了位于南四環的一套房子。慢慢地，她對這里有了歸屬感，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里，只要努力，就會有機會。
      人吃苦的潛力其實非常大
      1994年，已經在沈陽軍區總醫院工作了4年的韓小紅脫掉白大褂，來到北京醫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盡管學習的壓力照舊，但物質的生活已從本科時期的100多元生活費上升到四五百元。食堂不再是大家選擇吃飯的惟一地點，三五個同學結伴去飯館邊吃邊聊，輪流請客成了很平常的事，在那個年代人們對于AA制還不習慣或者是說不好意思。對于學習了一天的學生來說，逛逛校門口的服裝地攤，參加一場學生會組織的舞會都是不錯的選擇。此時，韓小紅身邊的同學仍在一個又一個地收拾行囊，飛赴心中那個向往已久的陌生國度。
      1997年，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學歷，韓小紅進入解放軍總醫院，成為一名腫瘤內科醫生。再次穿上白大褂，她對于自己專業領域內的變化感受頗多，記得自己大學畢業時剛進入腫瘤內科時，面對病人她完全蒙了：藥倒是有，但具體怎么治，學校沒具體教啊！那時腫瘤科剛剛興起，醫務人員也都是從其他科室調來的，每天晚上大家翻譯國外資料，第二天再拿出治療方案一起討論。7年后，國內在這一領域的進展已經很快，國際交流也十分頻繁。韓小紅回憶，那時候這個領域的人都信心十足，許多人都曾心潮澎湃地表示：20年內腫瘤疾病將被攻破。
      學生時代并未強迫自己留學，但機會就是這樣順其自然。在去德國做三個月訪問學者后，韓小紅申請到了在海德堡大學攻讀醫學博士的機會。而回國后，她要從醫院辭職辦體檢的消息卻讓父母覺得不靠譜。
     但童年時養成的獨立性格讓她覺得只要堅定信念就沒有什么辦不到的。現在回想起來，韓小紅覺得在生活中的每一條道路都很曲折，而人吃苦的潛能也是巨大的，許多人在中途因為走不下去而被淘汰或者重新選擇，而自己則總是沿著最苦的一條路往下奔波。
     現在，她幾乎把工作看做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因為這個時代給予了自己廣闊的市場和無限機會，她需要緊緊地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