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類是設定省、地兩級配送商，規定每一級的數量，公開招標，確定配送商數量。省級配送商進行全省配送，地級配送商進行當地配送，醫療機構在中標企業中進行選擇。全省的配送商中標數量通常在20～30家左右，如湖北、江西、云南等省。

 

　　第二類是不作省、地級的劃分，全省對配送商統一招標，按照區域報名，每個區域確定規定數量的中標配送商，醫療機構從中進行選擇，每個地區確定多少家各省不等，通常為3～5家，醫療機構從中選擇1～3家，全省中標數量通常在40～60家不等，如江蘇省。

 

　　第三類對配送商的選擇門檻較低，只要符合要求就可入圍，由醫療機構或當地衛生機構在其中選擇，如廣西、浙江。廣西入圍120家；浙江則有213家。

 

　　第四類全省或市選擇固定數量的配送商，如河南省的討論稿中為12家。

 

　　不論哪一類，都要求生產企業直接配送或委托中標的配送企業配送，生產企業在每個省委托的配送企業都將不會少于10家，有的省份則達到20家以上。筆者擔心的是，若如此，一個生產企業的配送商數量在全國將會達到400～500家，甚至更多，這是否有利于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和渠道結構整合？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并加以研究。

 

　　目前，生產企業的普藥類產品在一個省會選擇3～5家一級配送商，一級配送商負責基層醫療機構的配送，二級配送商由生產企業和一級配送企業共同選擇，對于一級配送商不能覆蓋的區域進行配送，確保了銷售網絡可以覆蓋所有的醫療機構。該配送體系是生產、流通企業經過長期探索、優勝劣汰、自然形成的。而按照目前各地的招標方案，生產企業委托幾十家配送企業進行配送，在規模性、貨物的運輸、商務成本上都不是最佳的方案，整體的社會成本可能會遠遠高于現有的配送體系。隨著社會的發展，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尤其是近年來醫藥流通領域現代物流的蓬勃發展，藥品配送的專業化服務成為提高行業整體效率、降低配送成本，減少資源浪費的必然趨勢。

 

　　幾年前，有的生產企業一級配送商達到上千家。隨著在實踐中認識的提高，生產企業開始注重渠道的效率和風險控制，開展了一系列的渠道整合，以提高渠道效率、降低貨款風險。尤其是生產普藥的大型企業，渠道整合卓有成效，原有的上千家一級經銷商大幅縮減，控制在了百家以內。目前外資企業的一級經銷商通常每省在1～2家，全國也就30家左右；國內企業的一級經銷商通常每省有3～8家，全國在百家以內。

 

　　而目前各省的招標方案使得生產企業不得不再次廣泛“開戶”。筆者認為，新醫改的指導精神是降低藥品的價格，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減少流通環節，尤其是減少“走票”、進行隱性交易的不正常環節，但不是減少正常的生產企業的分銷渠道和層級。所以，在各地的基本藥物配送商招標中，應注意防止一味強調減少環節而不加區分、“一刀切”的做法，這樣將不利于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