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已經不再是藥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了。”但是,我們能僅僅把矛頭指向體制嗎？體制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來落實的。毋庸諱言,多年來國家為遏制藥價暴利,所下發的文件和進行的制度設計已經很多,這些規章制度不能說全都毫無價值,但為何幾乎淪為一紙空文？我們不缺制度,我們缺的是對制度的尊重,缺的是對制度的執行。

 　　學者孫立平曾稱,“有人對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措施與西方國家的反腐敗措施進行比較,發現在一些領域內,我們的反腐敗措施并不比西方國家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為復雜和嚴密。但問題在于,它們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礎秩序的缺失。”顯然,藥價虛高,也許與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有關,但更說明制度運行的條件和基礎出現了問題。簡言之,制度的失敗,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為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

　　以天價蘆筍片事件為例,每瓶出廠價只有15.5元,藥品經銷商狠狠心也才每瓶加碼到30元,但是地方政府竟然標價每瓶185.22元,醫院再根據15%的規定提價,也就賣到了每瓶213元。而且,醫院必須通過湖南振湘醫藥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進行招標采購,而該公司則是一家紅頂公司。有論者說,“藥價黑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監管沒有到位,但它怎么能到位呢？監管者就是最大的獲利者,總不能自己把白花花的銀子監管掉吧。”最近,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醫院只是“暴利藥”利益鏈條的下游,問題關鍵出在源頭——政府物價部門定價虛高。斯言誠哉!當制度的執行者意欲牟利時,他會真心執行嗎？當監督執行者也意欲分一杯羹,他就必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能否抑制藥價暴利事關醫改成敗,但是,在新醫改實行一周年之際,媒體爆出的“暴利藥”比新醫改實行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報道說“新醫改一年已經耗資達3900億元”,但是這些錢到哪去了？是不是大部分都進了類似于振湘醫藥的 “紅頂公司”？如果不是,為什么作為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的廖新波也說“傳說醫改已經投放3900億元,但是沒有取得明顯進展”？民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解決不了,醫改投再多錢就能成功嗎？

　　最近,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副組長、衛生部部長陳竺和各省、區、市等衛生廳局長以及衛生部相關司局的主要負責人,簽訂了2010年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任務責任狀。據悉,這是建立衛生系統落實醫改任務目標責任制和深化醫改任務“問責制”。現在問題已經不斷暴露出來,“問責”能盡快進行嗎？

　　此外,國家發改委日前也宣布,為打擊藥價暴利,推出四項舉措,其中有“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等規定,坊間稱之為猛藥、狠藥。但在筆者看來,如果不解決制度執行和監管中的潰敗問題,再猛的藥也會被稀釋,最終稀釋到藥效近乎為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