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多維度衡量，在中國的百年商業史、30年改革史上，馮根生都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人物。他的故事像《大宅門》或《大染坊》般曲折而富有傳奇色彩。

　　1950年的胡慶余堂

　　他是“紅頂大商人”胡雪巖的最后一位傳人，藥號學徒制的最后親歷者。他也是中國改革史上絕無僅有的“幸存者”：中國國企在位時間最長的一把手，以75歲的高齡依然掌控兩家國有企業集團，是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的碩果僅存者。

　　14歲踏進胡慶余堂當學徒，38年里把郊區的一家小作坊做到中國最大的中藥集團企業之一。到2009年，他在這家藥號干滿了整整一個甲子還多一年。

　　就像一帖配方不變的中藥，咕嘟咕嘟地在爐火上煎了61個年頭。

　　當年眉目俊秀、身材頎長的小學徒已是7旬老者，透著保養得當的潤澤，卻難掩歲月滄桑。61年的職業生涯，38年的掌柜經歷，讓他驕傲，又有些酸楚，還有一些不平。

　　“紅頂大商人”胡雪巖于馮根生而言，不只是一個歷史標簽，也不僅僅是一筆精神遺產。晚清政商不分的胡雪巖，是中國百年社會的某種現實的隱喻。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先行者，馮根生本人也成為受累于國有資本“政”“商”不分、產權不明的一個歷史樣本。

　　相比被風雨吹打走的那些曾經輝煌的國有明星企業家們，他是幸運的、“長壽的”，但也令人為之惋惜。

　　“我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該建的，我都建了；該培養的，我也培養好了。”百年身后，他覺得自己也有臉面去見他的老店東、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大商人——胡雪巖了。

　　學徒滿師時的馮根生

　　長命的“出頭鳥 ”

　　2005年，馮根生在西湖畔牽頭舉辦“中國第一屆優秀企業家”再聚首的活動。

　　當年的20位明星企業家如今只聚攏了10位，其余的，死的死，病的病，抓的抓，逃的逃，再或是下落不明。到會的10人中，只有馮根生和青島雙星集團董事長汪海的身份還是企業家。

　　“我不承認我自己是棵常青樹，我就是個國企幸存者。”75歲的馮根生依然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有怨氣的，還是抱怨，心中不滿的，還是要說出來。“青年的時候，脾氣還要沖。”

　　性格決定命運。這種不甘任人擺布、不甘碌碌無為的沖頭脾性，使得馮根生在舊體制變革中成為一只“出頭鳥”：80年代中期帶頭實行干部聘任制、全員合同制，1992年與泰國正大集團合資換機制，隨后“兒子”吞并“老子”，兼并面臨破產的胡慶余堂，90年代末率先進行職工持股……“每一次改革，我都沖在前頭，每一次我是那只出頭鳥。”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級政府部門針對國有企業廠長的考試日見其多。被名目繁多的考試弄得不勝其煩的馮根生公開宣布——從今往后，一律不參加此類考試。“罷考事件”經地方報紙報道后，立刻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相繼轉載，在全國引起巨大震蕩。一些地方開始給國有企業廠長們“松綁”。

　　因為沒有平時殷勤“燒香”，某主管部門領導公開給予冷面孔，表示對中藥二廠的改革“不支持，不表態，不參與”，后來，該部門主辦的行業報公開譏諷中藥二廠的改革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在市委的擴大會議上，馮根生公然把狀告到時任杭州市委書記歷德馨那里——“看我不順眼，可以把我撤掉，但是，這是影射鄧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后，出了改革史上一幕特殊的情景——該局被撤消，只留下一個行政性公司來負責行業內單位的水電煤統籌和報表統計。

　　小鞋子扔過來一雙又一雙。“想整我的人太多了。改革就得冒風險，動不動就觸動了上頭什么人的權力。他覺得你是冒犯了他的尊嚴，就用各種辦法來打擊報復你。有時，我也奇怪自己是怎么就一直沒有被撤職查辦呢？”

　　立地窗外，多云的天邊顯露出一些暮色。該是鳥歸巢的時候了，“這個時候最容易被人打冷槍。”他凝神望著窗外，有些恍惚，沉浸好一會兒，兀然轉頭正告記者：“一旦你決定飛了，就不能停下來了，就要一鼓作氣地飛。這個時候停下來，就一定死了。”“飛要有個條件，保護好心臟，我沒有私心，無私才能無畏，所以我的心臟一直沒人打著過。”

　　財經作家吳曉波評價，“他的確是個性張揚的人，很豪放。但為人處事其實很有分寸，和政府始終保持著不遠不近的關系，在這一點上，他和魯冠球很像。”在浙江企業界，馮根生常常和民營企業家魯冠球被并稱為“常青樹”，是資格最老的知名企業家。

　　然而，人再強，也強不過體制。按國有企業人事制度的規定，60歲是個檻，任憑你再能干、企業做得再大、效益再好，一到這個年紀就得退下來。75歲的馮根生憑什么還能牢牢坐著青春寶集團一把手的位子呢？

　　一熟知當年內幕的人士向記者透露，1992年青春寶選擇和正大合資時，雙方曾達成一個協定—— “第一把手馮根生可以干到他干不動、不想干為止。”此外，盡管母公司青春寶集團是百分之百的國有全資企業，擁有母公司最優質核心的資產——保健品和片劑業務的正大青春寶卻是合資企業，無須受國有人事制度的牽制。

　　“如果不是這個協定，馮根生本人功勞再大，資格再老，他與地方政府關系處理再好，地方政府再特事特辦，他也不可能被允許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坐這么久。”他評論道：“從這個角度說，馮根生是個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當年的協定，為青春寶集團爭取了之后長達26年的穩定領導班子和企業發展策略。

　　70年代中藥二廠時代的馮根生

　　38年的“保姆”

　　產權改革的歷史遺留問題，一直是糾結在馮根生心頭的痛。

　　“38年里，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全是國有資產，不是我個人的。”他自己發明一個詞匯——“國有企業的保姆”，“我就是國有企業的一個保姆。等我退了，什么都帶不走。”

　　2003年，杭州市政府曾同意出讓剩余的20%國有股給現有經營管理團隊。管理層當時與政府商定：在管理層完成預期經營業績的情況下，從2004年開始，分3年認購國有股份。2004、2005年的認購比例都是6%，2006年認購8%。這個方案已經市政府形成決議，而馮根生也輕松地從銀行貸款2300萬以用于支付首次認購資金。

　　不久，上頭忽然單方面否決了原有決議。根據2005年4月兩部委下發的《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像青春寶這樣規模的企業只能通過公開拍賣的方式出售股權。這讓馮根生心急如焚。“我們的貸款在天天產生利息！而管理層收購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擱淺，我們該怎么辦？！”在媒體和各方人士的呼吁下，青春寶困局得到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的關注，然而，他書面表態：一切，應該按既定政策辦。

　　敏感的人們覺察到，風向在2004年已悄悄發生變化了。這一年，國資委成立，一個叫郎咸平的香港學者開始向TCL、海爾“開炮”，指責管理層通過國有資產賤賣的方式轉成私人資產。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管理層激勵方案被緊急叫停了。

　　吳曉波用“很可惜”3字評價青春寶產權改革的受挫。“這當然會影響青春寶近幾年的發展。畢竟，（企業家）發展沖動和策略就不一樣了。按理，中藥行業是一個國有資本該退出的行業。”

　　置身于民營資本大海之中，要讓一個倔老頭平息心中的郁結似乎更加不易。那些老朋友們已逐漸得到安頓，如早年委托青春寶生產“娃哈哈”的宗慶后已確定30%的股權，同為“常青樹”的魯冠球企業規模已趕超而去……跳槽出去的“小年輕”，搞民營企業、做房地產，現在身家都有5個億10個億，開著“大奔”來看老領導，“我說你們可不要來氣我老頭子。”

　　從2006年開始，每年春節，馮根生都要駕車去溫州郊縣的一個冷清山溝，見一個人——東方集團的前董事長滕增壽。

　　在民營經濟興盛的溫州，滕增壽幾乎是個傳奇。1984年，滕增壽出馬挽救處于倒閉邊緣的國營溫州玻璃鋼建材廠，當年扭虧為盈，之后又相繼兼并了其他8家虧損國有企業，都是兼并當年扭虧，之后年年興旺。15年間，他所組建的東方集團資產、產值以年均68%的增幅高速發展。滕增壽也成為得到中央高層領導頻頻接見的明星企業家。

　　辛勞也風光的15年后，這位“國企能人”一樣為國有企業產權改制所苦。年滿60的滕增壽從董事長位子上退下來，領著1200元的退休工資，從此避居蒼山，終日養花、看書。

　　“飯桌上，他一直沉默。后來，我就舉杯祝他健康長壽，我說：你在位時我不來看你，只是心里掛念，時常想著，你退了，我是一定要來看你的。因為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一直在抽煙的滕增壽終于開口了，總結了3條 ：一、自己工作沒有做好；二、愧對自己的手下，沒有給他們帶來“富音”；三、以前走錯了。

　　“你仔細想想他說的這3句話。”感同身受的馮根生感慨不已，有對世態炎凉的憤慨，有對企業經營決策的無奈，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酸楚——那也會是他的終局。他兀自總結：“當國企老總的，都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糾結的，依然糾結，年歲已經不饒人。他覺得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人總是要老的。我自己開過一個玩笑——就是61年前進口了一臺機器設備，現在也該全部報廢了。”

　　2008年，馮根生辭去正大青春寶總裁一職，保留董事長和黨委書記的職務。“辛苦了這么多年，我也該過一點夕陽紅的日子。”真閑得下來或是甘心閑下來么？他擺擺手，“這些暫時不考慮。”

　　人物周刊：滕增壽說自己以前走錯了，你覺得自己走錯了沒有？

　　馮根生：我是完全可以去搞民營企業的，靠自己的經驗、拼搏精神完全可以。青春寶每年交給杭州3個億的稅，國家沒投入一分錢。馬克思說，有投入才有產出，我可以自豪地說，國家在38年沒有投入一分錢，但是資產全是國有。我現在無怨無悔，一個人總得有自己的一點追求，我把中藥事業搞大了。唯一的遺憾是沒有過上夕陽紅的生活。

　　有人問我心態平不平？我說平的，總要有人去當國有企業老總，既然國有企業存在著，就要有人去當國有企業老總。

　　人物周刊：到你離開的時候，你最擔憂的是什么？

　　馮根生：當你走了以后，這個企業會不會還這么好？我不想看到等我離開了，企業就走下坡路。這個企業是我一手帶大的，最熱愛這個企業的人是我，盡管這個企業不是我個人的，是國家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現在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

　　馮根生：現在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不能比。國有企業下面要更大地發展也難，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管制，你要投資都要上頭批，等批下來，時機也早就過了。民營企業發展為什么快？因為虧盈都是老板自己的。國有企業老總是有退路的，干個三五年把企業弄大了或是搞垮了，他還可以去當官。民營企業是沒有退路的。

　　現在，民營企業也碰到困難了，但是等過了這一關，他們又會快速發展。市場問題、資金問題，國有（企業）也會碰到了。我當了38年國有企業的老總，對這個是太了解了。

　　人物周刊：除了至今還沒解決的產權問題，你個人還有什么愿望？

　　馮根生： 我現在要求讓我這個“保姆”休息一下，我已經別無所求了。錢？錢對一個75歲的人來說有什么用？兒子都四五十歲了，他們日子過得還好，我二兒子是民營企業老板，也不需要我留錢給他們。我孫子都27歲了，在國外念書，也不需要我去管。我也不想當官，我不適合當官，講話太隨便。

　　人家都說我是常青樹，為什么其他人不是？我也不是生長在特殊的環境，你看到的是常青樹，你不知道我每天晚上起來澆水、護理它，才能常青啊。

　　人物周刊：你會怎么總結自己這一生？

　　馮根生：總結到現在，我對中藥事業的追求，我已經到達我想象的地步了。該建的，我建好了，該創造的，我創造好了，該培養的，我都培養好了。現在該讓我休息的時候，我再沒其他要求，就是過點夕陽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