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西南合成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國軍

　　采訪：仲偉志 黃茂軍

　　李國軍，男，36歲，金融碩士，歷任重慶大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西南合成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北大方正集團副總裁及北大國際醫院集團副總裁、方正和生投資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西南合成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常聽人說你對西南合成進行過大刀闊斧的革新、改組、重組，這期間遇到過什么難題嗎？

　　當然有難題。現在回憶起來，最難的是兩個方面。一個是關于創新藥。從我的角度去看——當然不見得對——中國的醫藥企業做得成功的不多。我們做了六七年下來，目前手頭已經有三個了，是抗腫瘤、降血脂這兩個方向。但是這種創新藥要真正實現商業化，要給上市公司的業績帶來積極變化，從今天看，我認為至少是兩年或者三年以后。它的回報沒有那么快，而且不見得就能成功的商業化。但我們必須在滿足公司當前需求和為保證未來發展所需要的長期投資中尋找一種平衡。這是我遇到的難題之一，需要在實踐中去摸索并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解決路徑。目前這方面只能說我們是有希望的，但要變成現實，需要有耐心和毅力。

　　OTC(非處方藥)這一塊，主要還是走并購這條路。我給方正集團董事會的匯報也是這么講的，如果自己去培養一幫人做OTC的品種，沒有十年、二十年是做不成的，而且不一定做得好，看看目前市面成功的OTC企業也就那么幾家，數都數得清。并購的目標，就是目前市面上做得最成功的這幾家，我們都一一談過。但并購并沒有那么簡單，哪怕你派人去搞了兩三年，都未見得是成功的。

　　第二個難題是什么？

　　可以說是干部。我們在重慶的中層以上干部，包括總經理、副總、總監、部門經理、主管，大概有170至180人。怎么去帶這個隊伍，怎么去激勵他們的士氣，怎么去激發他們的激情，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最大的問題，我看還是企業性質問題。由于是國有控股，有很多干部——至少我認為還有30%至40%——他們還認為自己是鐵飯碗。在重慶，很多人還會有這種觀念，這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今年我們調資，整個公司花了三千萬，我們現在上市公司有3000多人，三千萬到一個人手里也沒多少錢，平均一個人一萬塊錢不到，這一萬塊錢當中還有50%是給他交五險一金，也就是說到每一個職工手頭，一個月也就三五百塊錢。但是員工看得出來，今年經濟形勢好，我們馬上調增工資。這一批員工，尤其一線的產業工人，我們對他好，他一定會有感恩之心。我們一定要讓員工分享到企業發展的紅利，員工才能繼續支持我們的戰略。

　　對于那170至180個干部，我從來不會區分那是誰介紹的，是新來的的，還是老企業的，他只要活干好，我認為他就是西南合成的好干部、好員工。可以這么說，在我這里上班，他會比在其他企業上班更幸福，更有保障。但是他要尊重我們這個企業的文化。我們盡量多換思想少換人，但在思想理念無法轉變的情況下，就只能是換人。我們每一個人頭上都是有指標的，我的人力資源部組織了強有力的考核。你要知道，在很多國有企業是沒有考核的或者考核形同虛設。

　　你如何評價西南合成過去這段時間的的一系列重組、兼并、收購？

　　企業的重組，歸根結底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各方利益：一方面是對社會、對股東、對債權人負責；另一方面，是對企業，對員工，包括對我所帶領的團隊負責。經過股權重組、業務重組和技術整合，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資產盈利能力。國有資產和相關人的利益，沒有在重組中衰減，反而得到極大的增強。

　　方正為什么會選擇重慶？為什么落戶重慶？是有什么故事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這么問——方正為什么會做藥，或者說為什么方正要做健康產業，做健康產業，為什么醫藥這一塊的基礎要放在重慶？我這么講不知道對不對？

　　過去方正IT的成功，不得不去說的一個因素就是研發力量，它背后的研發機構就是北大計算機研究所，現在所長還是我們的CTO。我們在2003年判斷，未來有三個行業方向在中國大陸是有機會的，一個是金融，一個是健康產業，還有一個是傳媒。截止到今天，我們做了金融，我們做了醫療醫藥。金融我不講，就講醫療醫藥業。我們去做醫療產業，最強大的基礎是什么？就是說，我們憑什么？我們當時認為，我們是北大的企業，我們就憑背靠北大醫學部。在醫學部里面有很多資源，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們這個選擇是對的。

　　簡而言之，為什么會做健康產業？——我們背靠北大醫學部，有研發的支持。

　　在醫藥產業方面，我們為此選定了兩種模式。一是原料藥生產，而且是做海外模式，因為海外模式利潤率高，回款沒有問題。二是制劑，是原料加制劑，不是到外面買原料藥，而是自己有原料藥。于是我們在全國各地挑選適合自己的收購對象，選了很多，但謀事在于人，成事不一定在人的。后來就有了西南合成這個機會，大概是從2003年5月份開始談。西南合成是以原料藥生產為基礎的老牌上市公司，因為連續虧損被ST。很多機構都跟西南合成談過并購事宜，方正是第39家，兩個月后把這個事情談成了。

　　我們知道方正集團是統一財務，統一投資，統一人事，統一品牌，統一內控，而西南合成是由兩家老牌企業整合而成的，這其中肯定少不了磕磕碰碰。你是怎么處理的？聽說你還破例允許西南合成保留了自己的報紙？

　　大新藥業與西南合成都屬于生產型企業，多年形成的工廠文化獨具特色。每個車間、每個班組都是一個特別抱團的小集體，集體活動時參與度特別高。我們在貫徹公司主體文化的同時，允許被并購企業保留自己的文化。我每年撥給企業工會一定活動經費，一個月搞一次集體活動，都是蠻簡單的活動，打打籃球，唱唱歌，搞個馬拉松接力，全部是娛樂活動，大家都樂意去參加，有些工作上的矛盾，可能在這些活動中就化解了。再比如，現在集團內大多數企業的內刊都是電子版，既環保又符合方正集團的氣質，但是在西南合成、大新藥業卻保留著紙質的內刊。因為這是老企業，老員工比較多，他們把定期看自己工廠的報紙當成不可缺少的業余生活之一。有些已經退休了，可能離開重慶去他孩子那里去住了，但是他們還關心這里，他會去很關心這張報紙，他會從上面去看看企業的狀況。還有，我們從2006年開始，每一個車間配備一個宣傳員——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讓他們把黑板報整得很漂亮。我覺得這是一種情感歸宿。這些東西你不能硬性地把它砍掉，一刀切地變成電子版。

　　都說重慶人有著火爆的性格。

　　很烈。但我發現員工都是講道理的，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現在我也去企業、去車間跟他們聊。其實本來就沒有什么公眾矛盾，我認為所謂公眾的矛盾其實就是大家的意見不一致，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要讓大家把想法講出來，要通過深入溝通把矛盾化解掉。我們的會議都是像模像樣的，每年有員工大會，有職代會，有優秀員工的會，然后每個車間、每個組織，也有一系列像模像樣的會。今天我敢拍著胸脯說，西南合成和大新藥業沒有你們想象的那種矛盾，因為我們通過種種方式已經都化解了。

　　你對未來怎么看？

　　中國正在推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我分析至少對我們有三大利好：一是允許民營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這給我們提供了參與的機會；二是國家支持醫藥企業新產品研發，我們2008年成立了方正醫藥研究院，從集團層面來支持醫藥產業的發展；三是國家醫保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在農村的推進，也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葉開泰藥業(2008年加入方正醫藥板塊)已經在湖北幾個縣開始試點。

　　在關注國家形勢和政策變化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方正集團戰略的調整。從2009年初開始，方正集團已開始實施新三年戰略，已經在向投資控股型集團方向轉變。

　　在集團戰略轉型的背景下，醫藥事業部也在不斷創新，確立了新的經營理念：“知本運營整合產業資源，科技創新融合中華智慧”。具體來講就是要做到“五個新”：一是新產品，以高端制劑為龍頭，已經形成的原料藥為基礎；二是新整合，通過增發等多種形式實現證券化；三是新并購，按照區域及產品細分的戰略要求，有選擇地購并一些優質醫藥企業；四是新品牌，北大國際醫院集團；五是新標準，產業和資本并重，實現產業鏈的連接和延伸。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會順應方正集團轉型，孵育著一連串“大新藥業”，孕育出一系列“洛伐他汀”。

　　問一個關于個人的問題，你的社交圈是怎樣的？

　　你是說在重慶嗎？

　　包括北京和重慶。

　　你講的這個社交圈是跟工作有關，還是工作之外的東西？

　　就是說，你平常多跟什么人打交道？政治家、官員、商人？

　　我喜歡跟政治家打交道，在我眼里，有本事的還是政治家。我相信政治家。像黃市長，只要有機會我就去聽他的報告，他能夠很宏觀地看問題，包括一起吃飯，我也是很珍惜的。這種人真的很有本事。

　　你在工作和生活中脾氣大不大？

　　我基本上五到六年發一次火，現在基本上不發啦，我覺得我不能發，現在我更講究工作方法，以解決問題為根本。比如說會有這樣的事情：我跟一個干部講一個道理，我堅持跟他講了三年——前提是我認為這個人值得用，我相信他——但是他那個彎扭轉不過來，我都不生氣，而且我會因為他這一個問題，去開一個幾十甚至幾百人的會議，就是為了告訴他這個道理。其實我的性格還是很不錯的。

　　那你最終為什么要發火？

　　著急。怎么說呢？一件事情我跟他講了三年，他還不明白，或者他明白了但裝著不明白；又或者他明白了但是他不那么做。

　　還會為其他事情發火嗎？

　　比如職業道德問題，有的拿回扣，成天去花天酒地，我是接受不了的。

　　西南的合成

　　沒有誰會否認這樣一個事實，企業是一個生命體。

　　它的前戲同樣受迫切的需求與沖動控制，不管這種需求與沖動是來自政治的，還是來自市場的；萌芽初始的力量讓隨后的交媾與著床，變成利國、利民與利己的愉悅與順利；然后是瓜熟蒂落，是呱呱墜地；漫長的成長期里，有早期的羸弱與稚嫩，有少年的懵懂和毫無節制的夢想與貪婪，有青春期的躁動與反叛，同樣也有故作成熟與死于華年……家庭的離異與重組、成員的出走與回歸，猶如生命的分裂與繁衍一樣其實是一常態；接著是過度成熟后的臃腫與氣喘吁吁，是力不從心，是容顏老去時的氣急敗壞和無可奈何，最后是沉寂，是掙扎著的一明一滅……

　　幸好有前世今生，有轉世，有涅磐與激活。

　　宗教傳聞在企業這里卻是一種真實的存在，阿彌陀佛！

　　撰文：黃茂軍?攝影：戴小兵

　　洛磧

　　故事開始的地方叫洛磧，時間是1965年春天。

　　那年4月的一天，一伙穿干部裝的男女從一艘船上下來，從洛磧碼頭拾階而上。船從重慶市的朝天門碼頭起錨，順流東行60公里，右舷，長江北岸，出現了洛磧鎮。這是一典型的川東水碼頭，奔流的長江水因為河床陡然轉向而在這里有一擺尾動作，大量的卵石因此被拋上了淺灘，日積月累，構筑起一道天然的卵石堤岸，所謂洛磧的“磧”，由此而來。登磧上岸，有條石鋪就的石梯從高處逶迤而至，高處是鼎沸的街市。

　　在上江碼頭中，洛磧可不是無名鼠輩。

　　今天的人來到洛磧，已經無緣目睹這個川東碼頭曾經的風采，那隨著石梯依次雍容的“九宮十八廟”，繚繞的不僅是世俗的香火，更是湖廣閩贛這樣一些外來客商的會館，這些會館在洛磧扎堆，顯然與水有關。在已知的歲月里，川東地界絕大多數的時間是處在無路可循的山重水復中，幸好有后面那點水復，不然川東人民該如何交通？篳路藍縷是最近半個世紀發生在這個地界上的滄海桑田，尤其在重慶直轄之后，昔日在群山中迂回的省道，迅速被一條條架橋鑿洞的高速公路所替代。

　　在這一交通格局高歌猛進的背后，是水路的日漸落寞。

　　然而1965年的洛磧，水路依然是最主要的便利與誘惑，那些從船上下來的穿干部裝的男男女女，完全是沖著這一點而來的。在45年后的今天，我們僅僅知道這支隊伍中兩個人的名字，一位叫雷同，從北京來，是當時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的副經理，另一位叫安昌植，來自沈陽，他后來把家扎在了洛磧。

　　他們是來為一家藥廠選址的。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自此，中國重新調整了經濟建設布局，把沿海一些工業企業向西南和西北地區搬遷，當年新建項目則大多集中投放在這些地區，國防建設項目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在新的經濟建設布局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這個后來被形容為“第一次西部大開發”的三線建設，緣起于毛澤東對當時國家安全的焦慮與擔憂。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隨著中國與蘇聯的交惡，中國發現自己尷尬地處在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之間，美帝還沒打垮，蘇修又陳兵列陣，這樣一種局勢不能不讓毛澤東對國家安全、長期建設有了更為深遠的考慮，處于國土縱深地帶的西部地區，成為這一焦慮與擔憂的緩釋地帶。據說有一次毛澤東在地圖上畫了幾道線，把沿海和邊疆靠國境線地區劃為一線區域，然后圍著四川、貴州、云南和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畫了一個圈，圈內便是三線區域，是中國的腹地，處在一線與二線之間的更為遼闊的地帶，被劃定為二線地區。

　　在隨后的執行過程中，川、貴、云和陜、甘、寧、青被俗稱為大三線，中間的二線被俗稱為小三線。

　　三線地區位于中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的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也有上千公里，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是較理想的戰略后方。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實際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國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

　　1965年春，中國醫藥工業公司響應國策，決定在西南地區新建一座以生產磺胺類藥物為主體的原料藥廠，名為西南合成制藥廠(以下簡稱“西南合成”)。

　　口述

　　黃成，西南合成一分廠辦公室主任

　　我們一分廠就是西南合成的原址。

　　為什么選這里？這是一個三線廠嘛！要在山里躲起，這兒到處都是山，最重要的就是靠著長江、有一個現成的碼頭，生產要進原料，成品要拉出去，運輸是一等一的重要。

　　西南合成落戶洛磧，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有個川東醫院舊址。實際是原來川東軍分區的一個軍人療養院，抗美援朝期間，收治了很多從前線下來的傷病員，再往前，是陪都時期國民政府一個同樣性質的醫療機構，我聽說很多傷病員送到這里沒有搶救過來，就埋在了這里。

　　川東醫院留了十幾棟房子在這里，有不少還是抗戰時期修的，為了防轟炸，故意把房子修成民居風格，就是那種四川人的尖頂房。

　　這么大的一個廠擺在這里，生活配套是必須的，所以我們這里攤攤多喲，醫院、幼兒園、學校、電影院、制冰室，甚至水廠和消防隊，喏，我辦公室下面還有一個游泳池，現在天熱，天天開放。這基本上是三線廠的一個共同點，一個企業就是一個小社會，可以跟當地人沒什么來往，自成一體。

　　后來改制，這些社會功能能甩的都甩了，不能甩的，就承包出去。

　　據《西南合成制藥廠簡史》記載：1965年7月，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確定西南合藥建廠規模分兩期進行。一期工程建成五個磺胺產品、一個抗生素產品，具體為磺胺二甲嘧啶年產200噸，磺胺脒年產940噸(滿足自用)，長效磺胺年產100噸，磺胺嘧啶年產200噸，氯(合)霉素年產90噸，氨本磺胺年產940噸。二期工程規劃是：維生素C年產50噸，維生素A年產10噸，維生素B1年產10噸，維生素B6年產5噸。

　　一期工程，國家投資1912萬元，這個數字后來據說追加到了3800萬。

　　西南合成工程設計由上海醫藥工程設計院承擔，負責施工的是化工部第八建設公司(簡稱“八化建”)，建廠的骨干力量由中國醫藥工業公司沈陽分公司、重慶分公司以及北京、太原、山東、上海等9個省市的20余個單位配備。1965年9月13日，西南合成制藥廠籌備處正式成立，當時的重慶醫藥工業分公司副經理丁立中兼任籌備處主任。

　　三線建設有“好人好馬進山來”的說法。

　　伴隨著這場產業轉移的，更是一場浩大的人口遷徙，有資料說，僅6000萬人口的江浙上海的吳語地區，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三線建設過程遷往中西部。不能否認的是，這一人口遷徙是在一種狂熱的政治蠱惑下完成的，基本與“人往高處走”這一社會共識背道而馳，在隨后的歲月里，這支建設大軍的很多人在飽受思鄉之苦的同時，更為自己的下一代所不理解與抱怨。

　　口述

　　李景忱，沈陽人，原東北制藥總廠工人

　　我是1966年2月13日到的西南合成，跟著安昌植來的。

　　頭年年底，領導找我談話，說要抽人上三線，支援內地建設，問我樂意不？我尋思干幾年就能回來，就同意了。沒想到1966年來的，1981年才第一次回沈陽探親，那年夏天，長江漲大水，車間遭淹了，廠里放大家的假，我正好那年漲工資了—我來的時候就拿三級工工資，45.18，直到1981年才給我調了一級—就帶著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

　　(停頓良久)

　　我剛到洛磧的時候，這里啥也沒有，沒水，沒電，沒有交通，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我到這來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專門負責開一臺德國造的發電機，可寶貝著呢！每天早上，安昌植領著我們到長江邊洗漱，回去的時候，得每人端一盆水送到伙房。

　　我是2月份到的，6月，我媳婦就帶著孩子過來了，她是和另外5家家屬一塊來的，這6家人后來就租了一地主家小院住著，夏天，哪兒都是草，蒼蠅、蚊子、臭蟲、長蟲……啥都有，我媳婦說：這可不止有你說的青山綠水，你咋還少說了這么多好玩意呢？她是在埋汰我，我可不得在信里那么哄她嗎？不然她也不能來呀！

　　早幾年，我也動過回東北的心思，可后來，我們家老二沒了，我是啥心思也沒了。

　　(再次停頓，長時間的)

　　據說，李師傅的二兒子死于一場感冒，他老伴堅持認為，是讓洛磧這樣一個山溝溝給耽誤的，這讓本來就寡言的李師傅更加沉默。

　　李景忱的故事在西南合成不是惟一的，那位把他們從東北帶過來的安昌植有著同樣的命運折磨，這位延邊朝鮮族人，娶了一位朝鮮新義州的太太，老兩口最后在晚年卻遭遇兒子在事故中被嚴重燒傷的慘禍，西南合成的人一說起這位老廠長都翹大拇指，“他所有的孩子都在生產一線當工人”。最近幾年，關于三線企業的報道多了起來，類似安昌植、李景忱的故事被各種版本所演義，典型如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所謂“獻了青春獻終生，獻完終生獻子孫”，如此悲涼的總結，說的可不是一代人的犧牲。

　　楊永明是西南合成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據其介紹，西南合成最早的創業者除了上述二位這樣的“支內職工”，還有一支隊伍就是退伍軍人，“1965年進了一批，1969年又進了一批，這個廠里曾經一度每3個人中就有一個當兵的”。楊永明補充說，1967年西南合成在當地招了第一批工，1970年，分來了第一批大學生，很多都是從成都工學院來的……

　　“這樣的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很高，同時對企業的依賴性也很高。”

　　楊永明談到西南合成的一個現象，就是內部通婚的比例很高，廠里的姻親很多。網上一篇關于三線企業的報道，也提到這些企業的職工除了普遍懷有故鄉情結外，還有一種“異鄉人”的情結：(三線企業)一般都有各自的生產、生活體系，形成一個狀似“小社會”的特殊社區。

　　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被命名為“廠族意識”。

　　這些企業的廠族意識突出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工廠職工的“近親繁殖”，就是招收新工人往往優先安排內部職工的子女，同樣，企業在物色、選拔下一輩各級領導干部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優先考慮內部職工后代的情況；其二是職工之間及其子女間通過婚姻結成廣泛復雜的關系網。

　　口述

　　秦萬能，77歲，重慶合川人

　　1969年我從部隊上轉業回了合川—對，盧作孚就是合川人—11月，縣人武部通知我到西南合成制藥廠報到，我就過來了。我們那一批轉業軍人光合川的就有三十多人，我當時行政19級，所以就成了這批人的兩個帶隊之一。

　　我那時已經成家了，老大一歲多，老二還在她媽媽的肚子里。(笑)

　　1970年，家屬過洛磧來，廠里在“八間房”給我分了一間17平米的單間。什么是“八間房”？就是一排平房，現在已經扒掉了，那地方離廠院還有一段距離，但離長江很近，就在江邊。70年老二出生，72年老三出生，75年，廠里在軍官大樓給我分了二十多平米的住房，也只有一間，但是是樓房，而且在廠院里。

　　所謂軍官大樓，是因為那樓里住著軍代表。

　　我們在軍官大樓住了3年，3年后分到了一個套間，那樓里住著書記、廠長，所以大家都管那樓叫廠級大樓，我們家在5樓，廠長家在2樓，他們家也不過是一小三間，我那兩間房加起來攏共不過28平米。

　　1983年，我們家在幼兒園那塊兒分到了一套兩室一廳，使用面積四十多平米。

　　2000年5月2日，我搬到現在住的這套兩室兩廳，這套房子大，有92.7平米，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套房趕上了房改末班車，交了兩萬塊錢之后，房子的產權就歸我了。(笑)

　　秦萬能正好趕上了西南合成建設的蘇醒。

　　1965年那份西南合成建設的規劃，后來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氨本磺胺的生產原本是為磺胺脒配套的，后來這條生產線改投到了距洛磧不遠的長壽化工廠，而二期工程建設基本沒有實施，只完成了年產10噸的維生素A生產線。

　　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被籠統地歸納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說起來很吊詭，建西南合成的初衷是“備戰”，可最后美帝沒來，蘇修沒來，自己的內亂卻來了。重慶在文革期間以武斗的兇悍著稱，西南合成盡管聲稱自己可以自成一體，但還是同樣被血腥所籠罩，這個還在建設的工地，甚至出現過抬尸示眾的恐怖一幕。

　　據西南合成廠史記載，1966年5月，西南合成的建設正式破土動工，到年底時，一期工程的土建任務基本完成，個別車間、崗位甚至即將進入安裝試車階段……這時，文化大革命來了，所有的工作都被嚴重干擾，1967年9月，西南合成的基建僅完成工程總投資額的62%，39個項目中，基本達到竣工驗收的只有23項。

　　關于1967年9月，《西南合成制藥廠簡史》有這樣的記錄：

　　9月16日，一伙來歷不明的武裝人員沖進廠區，進入辦公樓，持槍逼著領導干部要汽車，要汽油，頃刻，廣播站召喚“共產黨員、全廠革命職工到車庫集合”，頓時汽車庫(前)人山人海，筑成了一道道人墻……有的共產黨員胸頂武裝人員的機槍口，高喊“誓死保衛工廠，誓死保衛國家財產”，時間達兩小時之多，終于用強大的政治攻勢擊退了武裝人員的挑釁，汽車一輛沒開走，汽油一滴也沒撈到。

　　9月17日，洛磧地區武斗升級，光天化日抬尸示眾，并進入廠區。就此，天空烏云籠罩，一片白色恐怖，“八化建”施工人員陸續撤離現場，返回南京。部分職工膽戰心驚，憂心忡忡，有的離廠回家。一場緊張的三線建設戰斗就此“停戰”，整個現場輕絲雅靜，冷落稀疏，施工建設就此全面癱瘓。

　　1970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向西南合成派駐軍代表。

　　軍代表進駐西南合成第一項措施，就是把一些被奪了權的廠領導給“解放”出來，讓他們立刻著手恢復這家制藥廠的基建安裝工作。很快，三年前沒有達到竣工驗收標準的最后16個項目，被列入基建安裝收尾大會戰最主要的攻關。當年的“五一”， 磺胺二甲嘧啶車間試車投產；“七一”，長效磺胺車間試車投產；“十一”，氯霉素車間試車投產；1971年元旦，磺胺嘧啶車間試車投產。

　　西南合成由此步入正軌。

　　口述

　　胡國建，西南合成船隊隊長，1971年進廠

　　1971年4月，我老婆在洛磧供銷社工作，她聽說藥廠進了一艘拖輪，要找人來開，就起了要我調進西南合成工作的念頭。我那時候在四川省交通廳下面的挖泥船隊工作，說是四川，其實就是在重慶，那會兒重慶還是四川管嘛！我們的工作就是疏通航道。

　　老婆在洛磧，自然家也安在洛磧。

　　那時候從重慶到洛磧還是有點惱火喲！沒得公路，只能坐兩三個小時的船，這還是下水，要是從洛磧回重慶，時間還更久，碰到起霧、發大水，那就回不了家。所以老婆告訴我這個消息，我還是很樂意的。那時候，我老婆在供銷社里當個小頭頭，在藥廠還是有些關系的，所以，事情辦得很順利。

　　1971年8月10日，我到藥廠人事科報到。

　　我是1962年從重慶河運學校畢業的，學的專業就是船舶駕駛，進藥廠之前，也算是老川江了。我那會兒是三等船長，每個月37塊錢，同樣是船長，莫家瑞每個月拿270塊，他是一等一級船長嘛！你不曉得莫家瑞？1958年毛主席視察三峽，就是莫家瑞開的船嘛！你莫看不上我這個中專生喲！說起來西南合成整個船隊，也就我一個科班出身。(笑)

　　藥廠進的第一艘拖輪馬力不大，只有270匹，從秦皇島接過來的。1978年從常州接的那艘還可以，有480匹的馬力。

　　西南合成船隊有2艘拖輪，9條駁船，每條駁船載重100噸，需要4個人操作，操作駁船的不叫船長，叫駕長，所以船隊最多的時候有將近80號人。我們還有一艘300匹馬力的貨駁，是當時的燃化部撥給我們的，我去天津接的船，跑那一看，那船根本不適合在長江里頭跑，我在電話里頭跟廠長匯報這個情況，廠長說：就是塊爛鐵你都要拿回來。還真就遭他說著了，那還就是塊爛鐵，八幾年的時候賣給了湖北一家勞改農場，30萬的船，幾萬塊就給賣了。

　　在1990年以前，西南合成進的原料和出的產品，都是走水路。

　　原料先從梨樹灣火車站(危險品貨站)下火車上汽車，用卡車拉到茄子溪碼頭，這個茄子溪碼頭同樣是重慶的危險品碼頭，在重慶上水30公里，卸貨到駁船上，組成船隊再由拖輪拖到洛磧碼頭，又裝貨到汽車拉到廠里，很磨人。什么原料？甲醇，乙醇，丙酮，鹽酸、硫酸、硝酸，還有溴素……我們是合成藥廠嘛！駁船隊重載從茄子溪到洛磧，豐水期要走3個小時，枯水期要走4個小時。

　　進入90年代以后，船隊的功能與作用逐漸減退，一是有公路通到洛磧了，二是國家上馬三峽水庫，于是西南合成在寸灘搞了一個新的廠區。

　　寸灘

　　1992年4月3日，北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消息傳到洛磧時，絕大多數西南合成的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決議將直接影響到他們中很多人的未來生活。很快，處在三峽水庫尾閭地帶的西南合成接到了搬遷的通知。

　　由洛磧上水行船55公里，應該就到寸灘，此處看朝天門，已經是兵臨城下。

　　寸灘位于重慶的長江北岸，據說得名于江中一塊淺灘狀如桿秤，人呼“秤灘”，川人蚩雌莫辨，直將一個“秤灘”簡化為“寸灘”。重慶地方媒體上曾經有人撰文懷舊，說從前從江北城文星門出發，沿長江東下，重慶去萬縣的渝萬大道必須經過寸灘，寸灘因此很早就開始繁榮起來，清道光年間就已經建起街道，形成鄉場。作為長江邊重要的輪渡碼頭，當年江北兩路一帶的農民要進城來，都是步行到寸灘，然后乘船到朝天門的。

　　寸灘現在的歸屬是重慶市江北區。

　　西南合成的人很難視寸灘為福地，盡管這塊地界現在已經是西南最大的保稅港區，尤其是隨著兩江新區的正式掛牌，寸灘在重慶經濟地理上的顯赫已成必然，但西南合成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搬遷到這里，似乎就像一列翻過頂峰向下俯沖的過山車，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盛極而衰。

　　1992年結束時，西南合成得到了一張在當時看來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張成績單。

　　這一年，西南合成完成工業總產值2.4052億元，這一數據在全國80家重點醫藥企業中排序第10位；實現銷售收入2.1276億元，在全國80家重點醫藥企業中位列第8，實現利潤2016萬元，在全國80家重點醫藥企業中排名也是第8位。

　　西南合成的人后來用一種川式幽默形容自己的企業“由圓桌子坐到了方桌子”。

　　1993年，西南合成實現利稅3195.6萬元，這個數據據說比上一年度增長了31.27%，但利潤卻比上一年度少了68萬元，只有1948萬；1994年，利潤再創新高，達到了2219萬元，利稅3903.2萬元—也就是這一年，西南合成的財務報表上，顯示在寸灘新區的建設上投入了9709萬元—1995年，西南合成的銷售收入有3.1331億，但利潤卻只有1004.4萬，這一年的財務報表，沮喪地把利潤攤薄的原因歸到了原材料和能源的大幅度漲價，卻只字不提寸灘新區又吸掉了他們多少金。

　　寸灘項目據說原計劃是4000萬的投入，可結果卻是一個7億的無底洞。

　　口述

　　陳善舉，西南合成工會主席

　　我認為，西南合成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創業階段，1965年到70年代中期，這個時候條件很艱苦，大環境也很糟糕，但那個時候的人有激情。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應該是西南合成的成長階段，國家撥亂反正，人的思想逐步解放，企業開始嘗試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邁步，應該承認，西南合成在這個階段還是計劃經濟的受益者。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是西南合成的黃金時代。

　　從1995年到2003年方正接手之前，西南合成逐步走下坡路，這個過程很痛苦，也很無奈。然后的階段就是方正接手到現在。

　　我是1971年進廠的，可以說是這些階段的親歷者。

　　(插問：那你怎么看西南合成走下坡路這段呢？)

　　(沉吟良久)應該這么說，走下坡路的原因是一個綜合因素，寸灘技改貸款過高是一個方面，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對西南制藥二廠的兼并。1997年，西南合成上市的那年，我們花了七千多萬兼并了西南制藥二廠。其實那個時候西南合成自己已經在走下坡路，所以我們說那是“一個病人背一個死人”。

　　西南合成現在把寸灘廠區稱之為“總廠”，這組只有15年左右歷史的建筑群完全沒有洛磧的因陋就簡和局促，建設者刻意體現的顯然是它的規模與現代。這樣的建設思路甚至影響到了它的員工，那些留守洛磧的家大多都是陳年的、簡易的、甚至是破敗的，而寸灘的家卻齊刷刷地走進了新時代。

　　某種意義上說，在山溝里苦呵呵了這么些年的西南合成，如此鋪張，未必過分。

　　由西南合成提供的一份資料總結說：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西南合成從一個只生產4個產品原料藥的三線企業，發展為生產經營抗感染類、解熱抗炎鎮痛類、維生素類、心血管系統藥物、消化系統藥物、神經系統藥物、抗寄生蟲病藥物、麻醉藥物、抗腫瘤藥物、抗過敏藥物等十多類47種原料藥及41種制劑產品，同時生產經營保健品、食品、化工制藥機械的國家大型藥企。有7個產品通過美國FDA認證、6個獲歐共體注冊登記，是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集科、工、貿為一體的化學合成藥物生產基地。

　　1993年，成功坐在中國醫藥行業“八仙桌”上的西南合成，決定進軍資本市場。

　　西南合成獨家發起成立了西南合成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股份公司”)，將其生產經營性凈資產8500萬折價入股，同時采取定向募集方式，向社會法人評價發行4500股，并于1997年上市，募集資金2.4億元人民幣。但上市不久，1999年和2000年連續出現嚴重虧損，深交所對其實施“ST”處理……2003年5月，也就是方正接手西南合成的前夕，公司資產總額為4.7602億，卻負債6.4678億。

　　顯然，西南合成的這次進軍，是一次過于自負與倉促的拔營。

　　口述

　　唐華，西南合成二分廠廠長

　　1982年，我從重慶11中高中畢業。我們學校的旁邊就是西南制藥二廠，同學中有很多這個企業的子弟，所以那年我考到西南合成讀技校時，他們都跑過來說：哎呀！恭喜你呀！那可是一個金窩窩喲！所以說，他們對我們的羨慕是有歷史的。

　　我認為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我實際上是1982年高考的落榜生，父母親都不在藥廠工作，能進西南合成純粹是因緣際會，但我趕上了西南合成最好的時候，企業效益最好的時候，福利也是最好的，廠里什么都發，甚至衛生紙都發，穿著廠服走在洛磧街上，美女們都要多看我們兩眼。(笑)

　　惟一的不好就是離城區太遠了。

　　我現在還記得，從重慶坐船到洛磧的船票是1.2元一張，時間有點久，久得你可以在船上打瞌睡。(又笑，不好意思地)可是那個年紀你是曉得的，巴心不得離家、離父母遠點，所以這個惟一的不好，在我們眼里還是個好。等到成家立業，老婆要你陪、娃兒鬧你、父母要你照顧的時候，我們廠遷到寸灘了。

　　你說我們是不是命好？

　　我從來都不隱瞞對西南合成的感情，一個技校生能有今天這樣的發展，你敢說不是單位培養的結果？所以，我很滿意西南合成的一切，包括它不好的時候。(停頓)效益差的那幾年，家里的生活還真是有點難，我總是說：堅持堅持，艱苦艱苦……聽上去是在安慰家里的人，實際上是在給自己打氣。

　　現在看當初的那點堅持是值得的。

　　2003年，方正入主西南合成，在廠里搞競聘上崗，我當時有些顧慮，主要是被方正前面北大那兩個字嚇住了，心想他們肯定是非常看重文憑的，事實證明我錯了，現在的管理團隊不僅帶來很多新的理念，而且還很尊重西南合成原有的文化與成就。

　　唐華堅持的結果，是等來了北大方正對西南合成的重組。

　　2003年6月30日下午，西南合成召開干部大會，宣布自次日起，原托管企業南方同正退出西南合成，北大方正接盤。

　　據說當時西南合成的窘境，讓重慶市政府很是頭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重慶市政府責成當時西南合成的主管單位重慶化工醫藥控股(集團)公司(簡稱“重慶化醫”)具體負責西南合成的重組事宜。重慶化醫先后與37家國內外企業接觸與洽談，對方都非常中意西南合成的品牌、殼資源、藥證、技術力量和銷售網絡，但面對那堆怎么也繞不過去的債務與冗員，紛紛偃旗息鼓。2002年5月，南方同正開始對西南合成實施托管，這位惟一的勇者到底在一年后宣布退出。

　　方正重組西南合成的第一步，是重組它的債務。

　　2003年8月19日，重慶化醫以5823.8萬元的價格，收購了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所持有的西南合成制藥總廠3.753億元的債權。回購完成之后，馬上與國家開發銀行共同籌劃成立一間債轉股公司；同年9月2日，西南合成召開職工代表正副組長會議，審議通過了債轉股實施方案，兩天后，債轉股公司“重慶西南合成制藥有限公司”登記注冊。

　　至此，收購債權的環節完成。

　　接下來的是回購股權。債轉股公司運作一段時間后，重慶化醫又以867萬的價格，回購了國家開發銀行所持有的西南合成制藥總廠5286萬的股權；最后一步是轉移債務，即將西南合成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欠工商銀行的2.8億貸款，轉到西南合成制藥總廠，沖抵總廠與股份公司的關聯交易。

　　上述“三步走”在2003年12月31日前全部完成，西南合成的資產由負轉正。

　　債轉股完成之后，重慶化醫出讓西南合成70%的股權給方正，方正則用不久前注資的3億元人民幣購買了這些股權。

　　2003年12月23日，重慶西南合成制藥有限公司揭牌，標志著方正基本完成了對西南合成的資產重組。

　　口述

　　于明花，西南合成二分廠質檢科科長

　　對！我是東北人，遼寧鞍山的，但我不是西南合成的支內職工子弟，我是1998年從北京化工大學畢業后應聘過來的。

　　為什么來重慶？喜歡這唄！(笑) ，不，不，不，不是因為愛情，是因為友情。

　　我大學里的一位室友是重慶美女，和我最鐵，這個西南合成原本是她家為她聯系的，后來她又聯系了一家油漆廠，說是待遇比這兒還好，她就棄西南合成而去了。我那時候工作還沒著落呢！她就問我愿不愿意來西南合成？我一想可以呀！怎么著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嘛，何況還可以和這死鬼同一座城市。(又笑)

　　我沒唐廠長那么好的運氣，我到西南合成的時候是它最慘的時候，每個月只拿七八百塊錢……真的，真的，你不信可以問唐廠長。(那胖子只在一旁笑)。好在我那陣也不需要花什么錢，天天住集體宿舍，吃食堂……這寸灘你也看見了，現在也還是一個工業園嘛！你上那血拼去？

　　方正來了對我有什么影響？有呀！起碼收入比原來好多了。(一副財迷狀)

　　我原來在北京讀書的時候，經常被那些在北大讀書的老鄉搞得很自卑，現在，咱們也算是北大的人了。(呵呵樂)

　　說正經的，我很認同唐廠長所說的，北大方正重組西南合成，對西南合成來說是一次涅磐，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就是一次機會。能進入一家國內一流的企業工作，是很多大學畢業生夢寐以求的事，因為這樣的企業不僅支付你工資，還能給予你很多非貨幣的東西，比如訓練有術和職業養成……抱歉！(停頓，處理事務)

　　我是2006年擔任質檢科科長的，那會兒我已經32了。我們科里有50人，只有3位男士，這堆女人中絕大部分叫我“于姐”，看著這幫同事，我有時候覺得她們比我幸運，有時候又覺得我比她們幸運，怎么說呢？磨難是一種財富，對一個企業是這樣，對一個人也是這樣。

　　有一種說法，北大方正重組西南合成，實際上是現代企業對傳統企業的改造。

　　這是一種危險的說法，因為它會嚴重傷害一家曾經以激情與奉獻為榮耀的老國企的尊嚴。45歲的西南合成類似暮年的石光榮，盡管固執、僵化、面對突然洞開的外面的世界手足無措甚至屢出昏招，但這并不影響它內心固有的某些價值觀，對它保持應有的尊重，你可能會發現，老先生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會大大超出你的預期，就像步態蹣跚的石光榮，突然成為“野戰排”游戲中身手敏捷的殺手。

　　唐華說現在的管理團隊很尊重“原有的文化與成就”，應該是有感而發。

　　不是所有的西南合成員工都有于明花這樣的認識，視方正的入主為機遇的來臨，那些突然被推到改革的風口浪尖上的個人與家庭，倉皇間難免有嗆水者。

　　由西南合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資料中，記載這樣一件事：

　　2003年12月30日晚，西南合成召開干部大會，當時代表方正坐鎮重慶負責重組的方中華在會上宣布：推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中，由于宣傳解釋力度不夠，使部分員工產生誤解，引起了一些負面影響……根據目前資料準備不充分、時間有限等客觀原因，決定原推行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方案一律停辦。

　　方正進入不久，制定了一個員工分流方案，這本是企業重組過程中針對冗員所做的例行功課，但這個方案遭到了西南合成部分員工的阻撓與抗議。

　　一年多以后，新的分流方案出臺，這次方案在員工充分理解的基礎上，由員工自己選擇是否享受該次分流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是按照統一規劃，針對大齡職工、在冊不在崗職工、富余職工、主輔剝離職工、在崗職工等不同情況，分別實施。西南合成員工在經歷了上次分流事件之后，不僅觀念發生了轉變，而且對方正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識，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分流舉措也有了一個更為理性的理解。

　　結果，這次西南合成平穩分流上千人。

　　口述

　　嚴文學，61歲，二分廠安全環保科返聘員工

　　我是1949年10月4日出生的，所以大家都喊我“解放娃”，我已經退休了。

　　我是1967年進廠的，68年元月，廠里就把我們三十幾個新工人派到上海第四制藥廠實習，那個廠在上海楊樹浦區，我在四廠的氯霉素車間學習到70年5月才回來，帶我的師傅叫楊克仁，是個大學生，上海本地人。

　　楊師傅是個非常好的人，不僅有技術，還懂理論，教了我很多東西。他尤其重視訓練我們的操作流程，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一絲不茍，不能出一點紕漏。他總是說：這是在化工企業，搞不好要死人的，這么多年過去了，我總是忘不了他說“小心”時的樣子，包括口音和語氣……(會心一笑)

　　一個那么小心的人，最后還是一個不小心，淹死在北戴河，可惜！

　　這么些年，楊師傅傳給我的兩樣東西讓我至今受用，一是他的敬業，二是他的安全操作習慣。不僅我自己受用，而且我在后來帶徒弟、做車間主任時，我都常常講楊克仁師傅的故事。(唐華插話：嚴師傅抓安全生產是出了名的，所以我們返聘他做我們的安全巡視員)

　　其實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鬧得很兇的時候，楊師傅就說：你知道什么是上海師傅吧？上海師傅就是你馬上要把我拉出去殺頭了，我還要把手里這一銼刀銼完，不僅要銼完，還要銼得講究，銼得圓滿，銼得漂亮。

　　楊師傅說：命你可以拿走，活可是我自己的。

　　報紙上又說什么地方把一些危險品桶沖到河里去了，這就是不講究，現在的人太沒有職業道德了，不道德也就不會敬業，不敬業當然就不會講究。1981年長江漲大水，我那時候在洛磧，那邊喊大水淹進車間了，這邊沒有一個跑的，都還在趕緊著把電機往高處吊……那次大水，我們沒有沖走一只危險品桶，沒有讓一臺電機泡在水里。

　　我們喜歡這樣。(自豪狀)

　　北碚

　　就像嘉陵江匯入長江，大新藥業(以下簡稱“大新”)是在2004年納入方正的。站在大新廠門口，可以看見嘉陵江優游而過，江對岸就是北碚正街，再過去是云山霧罩的縉云山，如此美妙的風景，大新廠一看就是60年——在1950年遷到東陽鎮現址之前，大新已經存在9年了。

　　這是一家有69年歷史的老藥企，和西南合成截然不同，大新從一開始就是幾個民族資本家殫精竭慮的結果。

　　1937年8月的一天，上海新亞藥廠總經理許冠群接到了當時的“資源委員會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的一紙命令，要他把藥廠設備打包交給一家名為“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的機構代為內遷。許冠群表面應承下來，將新亞藥廠的一部分設備交了出去，而更多的設備與資金卻秘密去了香港。這部分交出的設備先到漢口，再經長沙、益陽繞道湘黔公路過貴陽到重慶，歷時20個月，最后選點在重慶北碚北溫泉公園遐光樓，建立上海新亞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華西分公司。

　　1941年9月，新亞華西分公司正式開工，是為大新藥業的發軔。

　　1945年9月，抗日戰爭結束，當時新亞華西分公司的總經理是許冠群的一位堂弟，急著趕回上海搞“接收”，于是匆忙間下達了停產令，僅留兩人留守，其余工人全部遣散——新亞華西分公司在北碚4年的運營過程中，最值得說道的是1942年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支葡萄糖注射液，這于戰時的中國簡直就是意義非凡。

　　1946年11月，新亞藥廠決定拍賣它的華西分公司。原新亞藥廠的幾位高級職員聞訊后上下奔走，最后決定集資接辦這個苦命的華西分廠，發展中國的葡萄糖工業。

　　1947年5月，夏彬、黃林昌、吳德模、朱學仁、陳培璋、嚴兆和等6人以法幣10億的價格，托盤購買了新亞華西分公司的全部資產，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新華化學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后來因為當時山東已有新華藥廠，遂定名為“大新化學制藥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12月，重慶解放時，大新藥業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月產100公斤注射用葡萄糖粉、各種注射用針劑3萬支的規模，另外還可根據市場需求生產各種片劑、酊劑和糖漿等產品。

　　1950年2月，大新董事會決定，在北碚正碼頭對岸的東陽鎮創造路22號，購置廣益硫酸廠的廠房，建設新的大新生產區，是為現址。

　　口述

　　李毓明，76歲，1951年進大新

　　我進廠那年正好趕上大新的好幾件大事。

　　一是公私合營，廠長是夏彬，政府派了一個叫朱國政的人來當副廠長，但他馬上當了書記；二是大新搬家，正式由北溫泉搬到現在的東陽鎮；三是完成葡萄糖水結晶法工藝，聽說這項工藝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成熟了，但掌握在美國人手里，你也知道，那時候我們正在和美國人打仗嘛！

　　我進廠的時候拿25個折實單位。

　　什么是折實單位？就是工資，一個折實單位是五角兩分錢，算算就曉得嘛！13塊錢。1952年下半年開始拿工資分，每個工資分是兩角三分錢，我拿118個工資分，27.14。1954年開始實行八級工資制，我評了一個三級工，32元錢一個月；56年評四級工，49.5元；63年還是64年，評五級工；74年評六級工……82年我總算拿到了八級。(開心一笑)

　　我的工種是鉗工。是的，是的，很多地方都把這個(做扒手狀)叫“八級鉗工”。(哈哈大笑)

　　我有好高？你估估。沒得，沒得一米八，我只有一米七八。

　　是的呀！我當時是廠籃球隊的主力呀！1956年，代表重慶青工打錦標賽，1960年，代表的卻是四川化工喲！那個時候，我們大新的籃球隊在整個西南都很有名，不僅球技高，個子也高，還一個個都很帥氣，外面都在傳說，說我們專門從四川省隊招退役的運動員……(得意地笑)

　　大新籃球隊在1966年8月30日以后，更名為重慶制藥五廠(以下簡稱“五廠”)籃球隊。

　　這個時候，大新的管理者是中國醫藥工業公司重慶分公司，以“五廠”代“大新”，怎么看都是標志著私股的完全喪失，其實，自從1952年11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工業局確認過大新有27.15%的私股之后，再沒有任何的私股股權記錄。在社會主義建設浪潮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中，那些私股持有者命運堪憂。

　　在一本五廠1991年編輯的小冊子里，出現了這樣一條記錄：

　　1966年8月30日，中國醫藥工業公司重慶分公司以“(66)藥辦字第85號”通知的形式，將原廠名“公私合營大新藥廠”，改為“重慶制藥五廠”。同年三季度，最后一次付給原公私合營大新藥廠私股定息，從此，明確重慶制藥五廠為全民所有制企業。

　　當大新以五廠的新名號告別它的民營身份時，文化大革命來了。

　　整整10年的時間，大新的生產指揮系統處在一個“辦事無程序、管理無制度、經濟無核算、生產無計劃、操作無規程”的混亂局面，這一局面，大傷了本來就有些先天不足的大新的元氣，以致于在文革結束后，這家藥企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躊躇不前。由大新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從1982年7月到1984年2月，五廠進行了一場全面的整頓。

　　1990年9月22日，國家醫藥管理局“國藥企字(90)391號”文件批準重慶制藥五廠為國家二級企業。但也就是這一年，在大新人的記憶中卻是生產經營最困難的一年：資金短缺，市場疲軟，能源漲價，經濟效益大幅下滑。

　　口述

　　李代華，大新廠退休廠長

　　1990年，五廠當時的主打產品丁胺卡那霉素通過了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的檢查驗收，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們另一個主打產品是409代血漿，國家戰備物質裝備庫因此設在了我們廠里。

　　但那年國際市場不行，人家在制裁我們。

　　后來這個環境出現松動，我們立刻抓住機會出擊，1993年，我們的妥布霉素也通過了FDA的驗收，進入了歐美市場，當時的國際市場價每公斤達到了一萬多人民幣。2001年“9?11”之后沒多久，FDA的三位成員到重慶來，復查我們取得了他們的放行證的產品質量，結果我們是“零缺陷”過關。

　　當時有一種新藥叫洛伐他汀，是心血管疾病的特效藥，美國某公司研發了17年才搞出來，所以他們賣得特別貴，一公斤敢要我們17萬人民幣。我說不行，不能讓美國人卡了我們的脖子，我們一定也要能生產洛伐他汀。我后來托國外的朋友為我搞到了一份洛伐他汀的資料，厚厚一疊，全是英文的。我的女兒當時正在讀大二，放寒假在家，我就給她布置任務，要她把這些資料翻譯出來。

　　我說：翻不出來不許你出去耍！(笑)

　　現在我們是全球最大的洛伐他汀供貨商，我們生產的這個產品也通過了FDA的檢驗，因為我們大批量出貨，現在這個藥已經被我們拉到了580元-一公斤的低價位上，這才是真正的造福于人類嘛！

　　西南合成的照壁上，刻意強調了它們是全球最大的磺胺類藥物和洛伐他汀生產商，這兩項榮譽顯然一項來自西南合成，一項來自大新。

　　2000年，大新藥業實施債轉股，當時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以承接原工商銀行的債權8900萬元作為出資，在1.585億元注冊資本中占55.83%(后被回購小部分)，成為第一大股東。2004年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計劃出售所持的全部大新股份，面向海內外公開招商競價。此方案遭遇到了重慶市政府的反對，他們擔心光憑價格定奪，可能會引來不合適的投資者，不利于企業長遠發展。

　　最終經協商，華融股權資產變現還是采取讓大新回購股權的方式，為此，大新急需尋找到一家愿意為其埋單的機構。

　　消息一傳出，包括上海復星、湖南遠大、浙江海正醫藥、華立控股等眾多著名企業在內的資本方，紛紛前來與大新接觸談判。最后，方正和上海復星形成犄角之勢，都是最強有力的爭奪者。曾經有消息說，這兩家都讓大新藥業芳心暗動，但最后的結果卻到底還是“落花有意方正，流水無情復星”。

　　當時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上海復星已控股了兩家重慶醫藥企業，而北大方正在重慶的布子僅西南合成一家，所以，重慶方面最終將天平傾向了北大方正集團，以防止將所有的雞蛋放到一個筐里……但更多的人認為，重慶方面最終選擇方正，其實最為關鍵的還是它剛剛在短時間內盤活了西南合成。

　　2004年7月，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宣布：大新藥業已經與華融簽署協議，以8000多萬元的價格回購華融持有的全部大新藥業55.5%的股份，這意味著北大方正成為大新藥業的實際控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