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二五”期間國家重點發展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我國生物產業近年保持了快速發展勢頭，特別是在生物醫藥領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兩會”期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學研究所韓忠朝教授表示，盡管近年來國家和地方政府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但我國生物醫藥自主創新水平仍然較低，資金明顯匱乏、高級人才不足、研發力量薄弱、科研成果轉化能力較低、審批程序慢、市場不規范等，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視和解決，才能提速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占領醫藥生物技術的制高點。

具備良好基礎

韓忠朝介紹，我國生物技術產業近年來發展快速，在發展中國家居領先地位。2006年以來，我國生物產業實現總產值保持年均25%的高增速，在基因工程、干細胞、生物制藥、克隆技術等方面都有原始創新，已經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生物醫藥技術研究開發體系，生物醫藥產業已經開始了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和臨床的轉化，從單項技術的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全基因組測序、蛋白質組學研究及蛋白質工程、干細胞工程以及基于基因組技術和干細胞技術的再生醫學、種子基因工程等已經成為我國生物技術研究和開發的重點。

目前，我國已經將生物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予以大力支持，“十二五”規劃也已將包括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產品在內的生物技術列為重點支持的產業發展方向。韓忠朝認為，大的產業變革和結構調整，必將推動一個國家的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從發展趨勢來看，今后以基因技術為核心的生物科技在人類健康和農業領域的應用最有市場前景。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和基因技術的發展將使人類的很多種疾病預先得到防治，醫療成本將會大大降低，整個醫學服務模式也將隨之發生革命性的改變。

突破制約瓶頸

韓忠朝認為，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態勢喜人，但也存在許多制約瓶頸。其中，首要的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產業轉化。他談到：“統計表明，我國已批準上市的13類25種382個不同規格的基因工程藥物和基因工程疫苗產品中，只有6類9種21個不同規格的產品屬于原創，其余都是仿制。”同時，我國生物醫藥科研成果的轉化力比較低，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他認為根本原因在于產學研脫節，即在應用研究方面，我們仍習慣性地延續基礎研究的傳統，以科研機構為核心組織科研工作，而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并未確立起來，以企業為核心的產學研一體化體系和由企業來整合科研資源、社會資金資源和市場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資金匱乏是制約我國生物醫藥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另一桎梏。韓忠朝談到，國外近年的統計表明，一個創新的基因工程藥物或干細胞藥物平均需要超過13年的時間和超過8億美元的研發經費。相比之下，我國固然有人力資源豐富和人力成本較低的優勢，但國家對生物醫藥產業的支持力度還遠遠不夠，仍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現在，我們依然缺乏針對生物醫藥產業而專門設立的國家級產業發展基金，缺乏針對其發展特點的稅收優惠政策。

同時，韓忠朝還指出，當前我國的生物醫藥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大型企業不僅數量較少，而且往往集中在傳統的制藥工業領域，產業集中度低，市場無序競爭，整體國際競爭力不強，不能站在生物技術前沿引領我國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

此外，韓忠朝認為，體制創新滯后于技術創新也束縛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科研創新、投融資、生物制品審評、產品定價、轉基因市場準入、政府采購、企業評價等體制機制改革滯后，難以適應大規模產業化的需要。市場環境也有待開拓和完善，“給經費不如給機會給市場”。他表示，生物科技的發展與傳統產業需求拉動供給有較大不同，需要政府引導和示范。

立足長遠規劃

韓忠朝表示，當前，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前景極其廣闊，未來應立足長遠，突出戰略性，提前部署研發，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韓忠朝強調，首先，應從國家戰略高度進一步重視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形成政策合力。中央政府應該抓緊對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進行戰略性部署，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以及國家生物醫藥技術標準，建立鼓勵社會資金投向生物醫藥技術領域的機制，大幅度提高國家生物醫藥技術產品審評機構能力等關鍵工作，而不應以制定具體科研項目計劃和管理科研經費為主。國家除建立一些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疾病應急防治的關鍵技術平臺外，應將大部分科研經費按戰略部署直接下撥給各省市，由地方政府按照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要求進行公開招標或招商，組織發展生物醫藥技術。此外，政府還應完善稅收激勵政策，加大金融支持，積極幫助企業拓展融資渠道，優先支持符合條件的生物醫藥企業在國內外上市融資、發行股票和企業債券，建立健全生物醫藥企業投融資擔保體系和風險投資機制。

其次，韓忠朝建議，要圍繞生物醫藥產業領域的龍頭企業建立相應的產學研聯盟，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在優勢領域重點突破，形成國際競爭能力，避免“遍地開花帶來全面落后”的危險。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開展科研，建設一批以基因技術和干細胞技術為核心的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和企業技術中心，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提升關鍵技術、關鍵裝備及重點新產品的產業化能力。他強調：“在篩選龍頭企業過程中，要注重選擇技術領先的企業而不是簡單地看企業規模，要避免擁有大規模落后產能的傳統型生物醫藥企業主導中國生物產業發展的局面。”

韓忠朝還指出，隨著“重大新藥創新”項目的實施，創新的國產生物藥物數量將大幅增加，同時，國際跨國公司也大量將最新產品推向我國，我國生物醫藥技術產品的審評工作將接受著嚴峻考驗。包括干細胞在內的純細胞治療產品以及含細胞的生物醫學工程產品和基因治療產品，代表一類全新的產品，需要設計和制定生產程序并進行評估，以確保使用的安全、純度、穩定和有效。他呼吁，建立健全有效的鼓勵生物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規勢在必行，如構建良好的藥品審評支撐體系，進一步完善《藥品管理法》中有關新藥審批認定辦法，對一些有自主知識產權，有較高技術含量的創新型藥物，應在審批、市場準入等環節上有具體有效的措施予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