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連續26次降低藥品價格不見根本成效，反而遭致藥品“降價死”之后，有關部門把第27次降低藥價的良好愿望寄托在了引進藥物經濟學評價指標上（《醫藥經濟報》2011年3月16日）。這一次的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其實，藥物經濟學不是新鮮事物。作為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在藥品領域的具體運用，藥物經濟學理論最早發端于上世紀的美國。1950年代以后，美國的公共醫療保健費用迅速增長，令政府和社會保障機構不堪重負。為了使有限的醫療保健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用，1979年，美國國會責成其下屬的技術評定局對公共醫療費用進行成本效用分析，直至1991年第一部專著《藥物經濟學原理》出版，藥物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初步形成。

 

　　藥物經濟學是一本“好經”。它站在全社會的角度研究藥品供需方的經濟行為，將經濟學原理、方法、分析結論等運用于臨床藥物治療過程，力圖使以往泛定性化的價格行為、價格管理等盡可能地量化，以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醫藥衛生資源。具體到這次藥品降價，我國有關部門也表示，將綜合參考日均費用、生產成本和交易價格等藥物經濟學指標，分期分批降低政府定價藥品的價格，力圖做到有章可循，科學合理。

 

　　初衷是美好的，現實卻可能難盡人意。不難看出，藥物經濟學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翔實可靠、真實性與指導性兼備的本行業乃至跨行業的經濟學與歷史性數據、專業分析、經濟模型等基礎之上，這有賴于一套科學、先進、公平、透明的機制作為保障，特別是要基于醫療機構在藥物采購、使用、核算、評價等方面，進行具體翔實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統計分析、評價等。這些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在以藥養醫、信息不對稱的我國卻有現實的實施障礙。一旦水土不服、后天不足，有再好的“經”也修不成正果。

 

　　從現行機制的頂層設計到藥品價格管理的人力保障，從藥物流通使用等環節的數據積累、模型建立，到新醫改特別是公立醫院改革推進等，目前尚存在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更尷尬的是，目前的藥價管理有點像“鐵拳砸棉花”，在對待藥價的態度上步入了一味降價的歧途。大家都知道，藥價的構成不僅包括原材料及生產制造成本，也包括人力、營銷、管理、監管等成本，以及新藥的研發投入成本（包括風險成本），這些成本的相當一部分近些年是大幅上升的，“只能降不許升”的單行道管理是不合理、不科學的。這種觀念不轉變，引入藥物經濟學指標降藥價，雖然比過去的“成本加成法”進了一步，但仍然可能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