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瘋狂啰!太瘋狂啰!”盡管楊天(化名)已經在買賣中藥材的江湖中闖蕩了十幾年，但談起江湖最近的情況，他還是忍不住這樣連續喊了兩嗓子。

    楊天不是那種沒有見過大風浪的人。這位安徽人高中畢業后就只身南下廣州，倒賣過服裝和電器，后來又做起了批發中草藥的生意，是最早進駐廣州清平藥材市場的人之一。

    然而，最近這段時間，中藥材幾乎一天一個價的形勢讓楊天也有些吃不消。“你能想象以前幾十塊錢一根的蟲草現在隨便都要成百上千嗎?而且這個價格還在不斷走高，甚至上午和下午的價格都不一樣。這還讓我怎么做生意?是賣?還是不賣?”楊天摸了摸自己的光頭腦袋，感嘆這世界實在是變得太快。

    楊天并不是唯一為此感到苦惱的人。

    據中國中藥協會中藥材信息中心近期發布的監測數據顯示，在全國537個藥材品種中，超過八成藥材價格都有上漲，平均漲幅為109%，漲幅超過100%的品種多達96個。而野生中藥材的漲勢則更為兇猛，幾乎拉出了一段筆直的指數走勢線。

    中藥材價格的普漲，不僅讓楊天遇到了生意瓶頸，也讓老中醫們犯了難—據各地媒體報道，在中醫院目前的處方中，20元以下的處方幾近絕跡。原本“簡、便、驗、廉”的中醫藥似乎已搭上一路瘋狂的快車，目的地是“藥你命”。

    從“一把草”到“貴族藥”

    6月20日的山東平邑，天氣有點陰，但卜凡浩的心情卻一點也沒受影響，忙著接聽響個不停的座機電話和手機。

    平邑縣是由農業部命名的“中國金銀花之鄉”。由于這里出產的金銀花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一半以上，年交易額達4億元以上，居全國之首，平邑成為了中國最大的金銀花集散地。

    一個月以前，首屆中國金銀花節暨金銀花高峰論壇還曾在這里成功舉辦。當時，出席論壇的不僅包括來自國家林業系統和衛生系統的高官，還有近百家中醫藥企業的代表和無數客商。

    “雖然我們公司今年還沒定價，但就目前流峪鎮和鄭城鎮的兩個主要的金銀花市場的反應來看，市場需求非常火爆。”卜凡浩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卜凡浩是山東九間棚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的銷售部副經理。作為當地最大的金銀花種植基地之一，九間棚地區的金銀花在市場上赫赫有名。而九間棚公司董事長劉嘉坤還因成功培育出高產高質的“九豐一號”金銀花被譽為“金銀花產業的袁隆平”。

    每年的這個時候，金銀花干花的價格都還處于相對低谷的時期，但卜凡浩也承認，盡管如此，今年平邑市場上每斤金銀花干花的銷購價格還是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0-20元。這就意味著，金銀花在市面上的身價已近百元一斤。

    然而，就在2003年以前，金銀花的價格不過每斤二三十元。在今天看來，這一價格真是“便宜得嚇人”。

    “實際上，金銀花的身價飛漲已經過了最夸張的時期。

”卜凡浩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在2003年SARS時期，金銀花的批發價曾漲至每斤200-250元，而在后來的H1N1期間，還曾創下每斤250-260元的“新高”。
    據《本草綱目》記載，金銀花甘寒清熱而不傷胃，芳香透達又可祛邪，具有清熱解毒、通經活絡、廣譜抗菌及抗病毒、抗腫瘤等功效，因此，金銀花是最常見的中藥材之一，70%以上的感冒、消炎中成藥中含有金銀花的成分。

    2008年，王老吉曾以每年35-40元的價格在平邑吃下了約4000噸，其中有1000噸就是九間棚公司供應的。除了王老吉之外，九間棚的供應對象還包括哈藥六廠、河北神威藥業和魯南制藥等知名藥企。

    據卜凡浩介紹，目前金銀花的價格已基本穩定在每斤100元左右。但與金銀花相比，同樣在中醫處方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中藥材并沒有穩定的趨勢。

    就拿柴胡、茯苓、佛手和黨參這四味比較普通的中草藥為例，根據中藥材天地網的資料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柴胡的采購價上漲了30%、茯苓的價格上漲了約1.5倍、佛手的產地價從每斤18元漲到了85元，而黨參的價格則上漲了近3倍……此外，具有補氣益血、生津、補脾胃等功效的太子參的價格從每斤50元一路瘋漲到現在300元左右，漲幅之大令人咋舌。

    因此，在消費者一片苦中作樂般的“現在太子參也只有太子才能用得起了”的抱怨中，《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中藥材漲價已進入第四輪高峰，處于十年來最快的漲價時期。

    漲價的幕后推手

    那么，這一輪中藥材漲價的背后原因究竟為何呢?

    6月15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臺港澳交流合作中心主任王承德在廈門出席第三屆海峽論壇時說，中藥漲價說明全民認可度的提升。由于政府將中藥飲片納入醫保報銷范圍，中藥應用也從醫療擴大到養生等領域，公眾使用量大為增加，供求矛盾突出，導致價格上漲。

    王承德的解釋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來，“中醫熱”已成為社會上的一股浪潮。

    由于中醫理論講究“治于未病”、“防患于未然”，這一理念受到了講求養生保健的現代人的熱捧，許多醫院甚至還開設了“治未病中心”。同時，中醫“循序漸進”、“標本兼治”的治療方法，更是彌補了西醫在治愈某些病癥上的不足，因此，對于不少罹患重癥的病人來說，同時接受中西醫藥治療的情況并不鮮見，市面上針對這種需求而出現的中成藥品種也越來越多。

    “以金銀花為例，根據往年統計的數據顯示，全國的需求量都在10萬噸以上。而今年的需求量，保守估計也至少比去年要提高20%以上。”卜凡浩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然而，就在公眾對中藥材需求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中藥材的產量卻并沒有成正比地提高，甚至，還越來越少。據了解，自2000年起，我國中藥材種植面積就以每年20%的速度遞減。

    “當農民發現種植中草藥的經濟效益還比不上進城打工，誰還會去種這些中草藥呢?”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蔣高明教授是九間棚公司的高級顧問。
他向時代周報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種植一般品種的金銀花，畝產產量在100公斤左右。即便按照現在平均80元一斤的收購價來算，每畝產值就是16000元左右。但是，種植金銀花還需要除蟲、采摘、烘干等成本，再加上買種苗、化肥、農藥和田間管理一系列成本，就要刨去6000-7000元。這樣算下來，一畝地的純利潤也就在差不多一萬元左右。
    “可是，現在進城打工的勞動力年收入也能拿到一萬多，甚至兩萬多。和進城打工相比，種地太沒有吸引力了。所以現在金銀花每斤百元左右的價格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再低就沒有人種了。”蔣高明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目前在平邑種植金銀花的地區中，大多都是留守的婦女和年長的老人。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我國金銀花的另一重要產區—河南，已有不少藥農放棄種植，寧肯拋荒。

    事實上，金銀花的情況并非個案。河北安國市本草藥材行總經理寧月剛就對記者介紹過中藥材種植大省甘肅的例子：“甘肅的藥材種植面積保持在140萬-150萬畝之間，而在如此好的藥材行情下，種植規模還是下降了70%，原因是中藥材價格未達到人們的預期，大批青壯年外出務工，當地政府推廣土豆生產，給秧苗，給補貼，每畝收益可達5000元，省工省力，收益甚至高于中藥材。”

    除了人力、物價等成本不斷上升和藥賤傷農的因素之外，變化莫測的天氣更讓藥農感到雪上加霜。據媒體報道，2010年的西南大旱導致三七、半夏等藥材的收成減少七成以上，而山東臨沂、濰坊等地也因反常的氣候導致槐米幾近絕收。海南則因暴雨導致白豆蔻、砂仁、檳榔等藥材減產。

    “因為山東大旱，估計今年山東的金銀花要減產一半。山東是金銀花的主產區，減產將導致供求關系的進一步不平衡，價格必定會受到影響。”卜凡浩也對時代周報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難以承受的炒作之痛

    和卜凡浩相比，蔣高明更加擔心“熱錢流入中藥材市場”的情況是否屬實。

    近日，有媒體引述祁州藥業商會會長劉向明的話稱，目前中藥材價格猛漲很大程度上來自行業外資金的介入，其中85%的藥材價格都是炒作起來的，“現在‘炒中藥材’成了普遍現象。”

    “雖然就我看來，目前應該不存在炒金銀花的情況，但是萬一真的有游資像前段時間炒大蒜、炒綠豆一樣地炒中藥材，那就麻煩了。”蔣高明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在中藥材市場中，盡管摻假造假的現象已經減少，但仍然存在。即使是對于金銀花這一類價格相對已趨于穩定的藥材，仍然有人摻入藤蔓或其他雜質以增加重量，甚至還曾有人用南方的一種叫“山銀花”的植物冒充金銀花。

    那么，炒藥材的現象是否確實存在呢?

    6月21日，時代周報記者致電身處河北安國的劉向明，希望得知更多詳情。但劉向明以工作繁忙為由，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其實，對于那些來購買藥材的人，你根本很難分得清楚誰是普通買手、誰是專業炒手，所以也說不清楚賣出去的貨是不是被游資拿去炒作了。”楊天對時代周報記者說，要想杜絕市場中這種“瘋狂”的現象，國家是時候“該做些什么了”。

    實際上，卜凡浩也認為，從整體上看，藥材市場已比過去規范得多。
例如在最近國家整治食品安全的行動中，對中藥材規定了對于硫磺熏過的藥材不得進入市場銷售，但在此之前，中藥材要脫水處理，按照傳統加工習慣都是用硫磺熏的。“由于硫磺熏后的藥材含硫量太大，現在制藥企業都不用了，這樣從需求源控制了一下，商販就不收用硫磺熏的藥材，藥農自然也就不用硫磺熏了。”卜凡浩說，“但顯然，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目前，我國還沒有對中藥的價格給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區域。”
    中藥材價格普漲，使中成藥也受到了波及。不少中成藥被迫漲價，甚至還有生產板藍根顆粒的企業宣布停產。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卻是患者。尤其對那些需要長期飲服中藥調理身體的慢性病患者和對一些對抗生素恐懼、已經習慣于喝中藥治病的人而言，即使中藥的價格再高，他們也只能去默默接受與承擔這一種吸血式的盤剝。

    “雖然藥品是特殊的商品，雖然國家對于食品藥品的監管已經比對其他商品的監管嚴格得多，但是歸根結底，制藥企業始終還是要賺錢、要發展的。”中國醫藥[23.591.33%股吧]生物技術協會副秘書長吳朝暉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盡管目前許多生產企業和行業協會都在呼吁國家制定合理的藥品定價機制，而國家有關部門也確實在想辦法，但藥品的成本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因此這種機制的制定絕非易事。

    “藥品的價格受到各種成本變動的影響，如水電、人工、油費等等，因此藥價一定會有所波動。但假如定價機制管得太死，表面上看好像是把藥價管住了，但可能許多企業就不去生產這種藥了，因為在原料漲價、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利潤，企業只能選擇停產，這樣一來，這種藥就可能從市面上消失，老百姓只能買更貴的藥。所以，要讓藥企得到合理的利潤至關重要。”吳朝暉說。

    此外，中藥市場還面臨著另一重尷尬：在國際市場中，我國中藥出口呈現“一增一降”的態勢，即提取物的比例連年增長、中成藥份額卻在逐年縮小—由于歐盟頒布的《傳統植物藥注冊程序指令》自今年5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據該指令規定，傳統草藥要獲得在歐盟市場銷售的許可，必須進行注冊。但截至目前，沒有一例中藥通過注冊。這無疑讓中藥材在歐盟市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而關于提取物出口，坊間最常被提到的一個例子是：近年來，日本大量從我國以低價收購銀杏葉后，提取精華做成制劑再高價返銷回中國。

    實際上，在中藥市場中，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原產，韓國開花，日本結果，歐美收獲”已成為業內人士自嘲的玩笑。因此，在蔣高明的眼中，和游資炒藥材相比，中藥被外資控制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必須要對這種現象提高警惕。

    “藥賤傷農和菜賤傷農的后果是一樣的。所以，一方面，國內的藥企應該努力創新，掌握核心技術，和外國藥企進行競爭；另一方面，國家也應該適當地保護一下本土的藥材和藥企，比如鼓勵老百姓擴大藥材的種植面積，適當地對藥農和藥企給予補貼等等。”蔣高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