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疫情防控現場，在重大災害防疫現場，在重大不明原因疾病現場，常常出現他的身影。他見長于疫情現場流行病學勘察，更傾心致力于公共衛生事業進步；他全心打造現場流行病學指揮員，對于公共衛生事業宣傳充滿激情。 曾光教授 　　記者手記 　　認識曾光教授很多年了，記憶中永遠清晰的是，一次次重大疫情降臨與重大公衛事件突發，他領隊出征的情景。也曾一次次聆聽他在重大疫情分析會上的精彩發言，一次次目睹他主持對重大疾病案例的討論。他的臨危從容，敏銳的洞察力，精辟的見解，令記者一次次感受到公衛大家的風采。 　　已記不得對他作過多少次采訪，只記得每次都收獲豐碩。即使工作再忙，他都會找出空隙回答媒體提問。在他看來，公共衛生學者有宣傳決策層的使命，有宣傳社會公眾的責任。 　　記得1988年，在衛生防疫工作重點是否向非傳染病轉移的論爭中，他以透徹的分析，闡明用人群死因和死因位次表達疾病危害程度的局限性，以及傳染病與非傳染病發病死亡統計的不可比，通過媒體宣傳傳染病防治仍是國家衛生防病工作重點，為衛生部決策提供科學依據。記者最近一次登門，他正在為他主編的《中國公共衛生與健康的新思維》作最后整理。這是一部立意為決策群撰寫的書籍，系人民出版社組織的《咨政文庫》系列叢書第一冊。在他的邀請下，公共衛生界一大批思想內涵深刻的專家加入了這一與決策者的筆談。 　　在他的辦公室，有一幅新華社記者抓拍的照片，記錄了胡錦濤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的瞬間。那是2003年SARS戰役中，他在懷仁堂為中央政治局領導宣講SARS防治知識，為中央領導提供相關咨詢。 　　回首過去十幾年與他有過的接觸，無論他從事國家疫情報告管理，還是為國家培養現場流行病學指揮員；無論他進入最危險的疫情現場從事流行病學調查，還是組織多方專家探察不明原因疾病，無不表現出執著與頑強，知難而進，百折不撓。而且，他關注所有的公共衛生事件，敏于思考，勇于直言。 　　記者曾不止一次地思忖，他宏大的視野從哪里來？為什么他總能對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做前瞻性科學分析，總能從衛生與疾病的一事一例透視到廣闊的社會背景？又為什么總能對復雜的疫情個案剖析得細致入微？ 　　“我曾是一名鄉衛生院醫生，在最貧困農村為農民醫治疾病9年。對于疾病和公共衛生問題帶給百姓的危害刻骨銘心。” 在’98水災現場 　　據曾光回憶，學醫并非他最初的理想。中學時代，他對數學特別偏愛。而作為北京市中學生數、理、化3科特長生小組成員，他比其他同學學習了更多數理化知識，鍛煉了課外自學和邏輯思維能力。然而，或許由于父親的歷史遺留問題，1965年高考他沒能被國家頂尖大學錄取。據說河北醫學院領導憐惜他成績優異，承擔風險錄取了他。大學時代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不少同學因停課荒廢了學業，而他利用一切機會偷偷自學醫學課程，為此還挨了批判。1970年畢業，他被分配到河北與內蒙古交界的一個貧困縣的鄉衛生院。從此，這個鄉破天荒地有了大學畢業的醫生。 　　20世紀70年代初，當地尚未開展兒童計劃免疫接種，麻疹、百日咳、流腦、乙腦等傳染病常常流行。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當地也很高發。鄉親們貧困的生活，眾多疾病的流行，給青年醫生曾光以極大的震撼，也使他強烈感受到醫者的責任。 　　至今，他仍記得上門醫治第一位病人時農民們充滿企盼的眼神。那一年他25歲，剛剛到鄉衛生院上班，被邀請去看一位危重病人。走進病家，院子里正叮叮當當地為病人打制著棺材。病人是位年僅30多歲瘦骨嶙峋的婦女，躺在炕上，已神志不清。通過詳細問診查體，曾光發現，威脅病人的不僅是疾病，更要命的是強心藥物過量中毒。連續7天上門治療，病人終于救了過來。在一片感謝聲中，他感受到的卻是巨大的壓力——他無力改變農民們的貧窮，他能夠做到醫治百病嗎？ 　　從此，曾光開始了邊干邊自學。衛生院沒什么檢測手段，他就更細致地問診和為病人查體，盡全力醫治每位病人，深得群眾信任。方圓幾十里的鄉親們紛紛找他看病，他還常常進入深山救死扶傷。9年的農村行醫，讓他深深地了解了農村，也歷練了高度負責和獨立觀察思考的能力。 　　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恢復研究生考試，曾光考取了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公共衛生碩士研究生，師從流行病學名家何觀清教授，受到了專業基礎和科學作風的嚴格訓練，視野也大大開拓了。而良好的數學基礎和農村醫生的經歷，增加了他從事流行病學工作的優勢。1982年研究生畢業后，他在何觀清教授的領導下開展了理論流行病學和疫情預測研究。嶄露頭角就創建了一種隱性感染者的數學模型，所研究的流腦預測獲得了衛生部科技成果獎。其后研究的“傳染病流行的Z－D現象”，還被納入了流行病學詞典。 　　1985年，曾光被委以重任，負責全國疫情報告管理工作。這一年首次由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組織全國疫情會，剛剛出任全國疫情工作負責人的曾光，帶領大家按常規在“噼噼啪啪”算盤聲中匯總了全國疫情。會后，他提出了平生第一項建議，用計算機取代算盤做全國疫情統計。建議被采納，組織實施的任務也交給了他。 　　“如果一個衛生防疫站只有一個人，他的任務就是報告疫情； 如果一個衛生防疫站只有一分錢，也要花在疫情上。” 　在SARS病房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疫情報告還很“原始”——各醫療機構將所登記的傳染病報告卡，每月報給所在區縣衛生防疫站；再逐級上報郵寄給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以曾光為負責人的疫情組；經匯總分析后上報衛生部。 　　疫情報告是預防控制傳染病的前提，而在當時遠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全國2000多個縣，缺報和報零的縣就多達300多個。面對大片疫情報告盲區，曾光焦急萬分。他深知，報告盲區往往就是疫情高發區。對敵作戰，不了解疫情，不知道敵人在哪里，如何防控？！他打報告建議國家強化傳染病疫情報告管理，通過各種會議呼吁重視傳染病疫情報告。他反復宣傳一個觀點——“如果衛生防疫站只有一個人，他的任務就是報告疫情；如果衛生防疫站只有一分錢，也要花在疫情上。” 　　他連年組織疫情漏報調查，深入基層醫療單位查看病例登記，核查傳染病報告卡，將疫情漏報調查結果與疫情缺報和報零的縣名一同定時公布，促進各地疫情報告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一次，因為工作上的矛盾，某省會城市衛生防疫站堅決不向省衛生防疫站報告疫情，多方協調都不能奏效，影響了全國疫情匯總。曾光撥通了該市主管市長的電話，嚴肅地說：“全國疫情匯總因你市缺報而擱淺，請市長過問。”市長說：“我們馬上把疫情報告給你。”曾光態度堅決地說：“不行！國家疫情庫只接收省級疫情報告。你市必須將疫情數據報告給省衛生防疫站。”幾個小時后，梗阻疏通，該市疫情數據報到了省衛生防疫站。 　　長期以來，總有些地方領導，或顧及業績評價或為本地經濟考慮而指示瞞報疫情。為此，曾光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依法報告疫情的重要性，宣傳瞞報對人民健康的威脅，鼓勵如實報告疫情，并與一切瞞報現象堅決斗爭。 　　一次，某北方省份的一個縣，有多名皮毛加工者患了布氏桿菌病（布病）。這是一個從未發現過布病的地區，首次發現新疫情，該是件多大的事情！而當地出于保護皮毛加工業考慮，竟然瞞下了疫情。曾光得知后很激動地向當地領導直言：疫情瞞報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染疫的皮毛嚴重威脅人的健康！這樣的皮毛賣到國外，可能斷送掉全中國皮毛制品出口！他的勸導發揮了作用，該地如實報出了疫情。 　　我國人口眾多，建立一支能組織應對重大疫情與緊急公共衛 生事件的現場流行病學指揮員隊伍，既必要，又迫切。” 　 　 為瑞士蘇黎世大學研究生授課 　　1998年夏天，我國南、北方地區同時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承擔著國家救災防病技術指導任務的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竟派不出多少富有經驗的現場流行病學專家。一些精于實驗室科研的年輕專家被臨時組織起來，經過半天時間的短暫培訓而奔赴災區一線。作為培訓教員，曾光感到了一種重壓。 　　1985年和1990年，曾光曾兩次被派往美國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學習現場流行病學，接受培訓。在國內救災防病與疫情突發中，多次被派到現場指導衛生防疫。他深知，在疫情前沿需要怎樣的現場流行病學指揮員。他多次呼吁，作為人口眾多的國家，我國必須建起一支能組織應對重大疫情與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現場流行病學指揮員隊伍。 　　1999年春節前夕，衛生部部長召集專家座談。曾光為現場流行病學人才短缺放了一炮。他說，’98洪水過后，實現了大災之后無大疫，但也暴露了現場流行病學人才短缺問題。他以他所在的“國家隊”為例分析說：“只經過了半天專業培訓，怎么能指導救災防病工作？這次僥幸過關，長遠怎么辦？”他建議，“應該學習國外好的經驗，平時就著手開展現場流行病學人才培訓，形成由上而下的人才網絡。需要時就能拉出合格隊伍。” 　　2001年10月，衛生部開啟中國現場流行病學培訓項目（CFETP），以調查處理各種公共衛生事件的現場為大課堂，以特聘的數十名中外優秀的流行病學專家為指導，按照國際標準，通過“干中學”方式，打造中國公共衛生應急人才。立項之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予以資助，后來該項目列入國家CDC常規預算，并請來了美國CDC的高級流行病學專家，擔任長期顧問。曾光具體負責了該項目的對外談判和籌備工作，并出任項目執行主任。 　　這是一項全新的培訓。所采用的培訓方式稱為FETP方法，即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先進的現場流行病學培訓方式，起源于美國CDC。過去50多年間，美國CDC以此培養了大量出色的公共衛生人才，在全球疾病控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曾光明確告訴學員們，通過兩年的實踐訓練，你們不僅要具備國際訓練所要求的8種能力，還要牢固建立中國學員的4種精神——敬業、團隊、探索、求實。 　　近5年來，CFETP學員開展了數百項現場調查，幾乎覆蓋同期全國發生的各種公共衛生事件。其中包括SARS、人間禽流感、豬鏈球菌感染、麻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