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柳紅曾著《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記錄了那些20 世紀80 年代為改革做出貢獻的，不太為人們所熟知的人和事，至今仍引發熱議。這樣一群人并不在少數，而且不止于經濟學者，還有政府官員、企業家等，他們就在我們身邊。這一代人，如果沒人寫，就會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曾經的壯懷激烈，在后人眼中，不著一絲痕跡。從本期起，本刊即以“一代人”為題，陸續刊發關于這個群體的系列文章。

　　當河南省政府2006 年出臺《關于實施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綱要》時，距馮宛平們提出這一構想的時間已過去20 年。正在做富貴閑人的馮宛平喜歡回顧那段歷史，那時的報國熱情、那時的風云際會，縱是往事如煙，卻也心向往之。

　　聞知馮宛平之名，是20世紀80 年代中期，先是知其為當時之風云人物，而后，知其為國家智囊機構成員。到20 世紀90 年代初，我們相識在新鄭，見馮宛平，面白，應是書生，卻全無書生意氣相，說話、行事頗有幾分霸氣，不住地抽煙，煙囪一樣冒著白氣。當時，此君正在搞十縣調查，課題為：縣級經濟改革發展研究。

　　時隔多年，幾天前，與馮宛平相約交談。幾天后，此君痛風病犯，疼得一腿長一腿短，幾乎不能走路，但依然如時踐約。我想：一個做事成事的人，自然是言必信、行必果。

　　這天上午，茶社人少，品著一道道紅得透亮的普洱，和馮宛平聊天。開篇的話，就是他的內心糾結。馮宛平說：“人從原始人時，就有兩類分工，一類是采摘型、一類是狩獵型，我就是狩獵型人。”話說得有意思起來，我說：“狩獵是一種很主動的狀態。”馮說：“是一種應激狀態下的等候。等10 次會有9 次是空的，總是緊張地守候，你說糾結不糾結？”想想，

　　獵人，總在警覺中等待著機會，這種焦慮不言而喻。

　　馮宛平的糾結很多，他給一些企業做顧問，不僅是出點子、做上市，包括與地方官員打交道，甚至買地。簡言之，囊括幾乎所有難題。自打1989 年以后，他一直在做一些很具

　　體的事。縣域經濟的發展、各類企業的上市，馮宛平是個好獵人，目的明確，斬獲頗豐。漯河、新鄭等地的發展改革，思達、春都的上市，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原的一些改革亮

　　點，似乎都有此君的摻和，一路走，一路似哈里•波特般地揮著魔杖，點亮著一團團火焰。馮宛平用自己的腦力，在做改革試驗的同時，也得到豐厚的利益回饋。

　　常在利益圈做事，作為一個有著狩獵者心態的人，馮宛平做事講究成功、完美，自然少不了各種糾結，但也許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看來經常為錢而計較的人，心里最大的糾結，竟

　　是不能像20 世紀80 年代那樣，用自己的智慧，直接為國效力。

　　根系交錯

　　馮宛平，1952 年生，這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這一時期的干部子女，追溯起來，家世卻都是錯綜復雜。馮宛平的祖父，是國民黨的一縣之長：而他的父親卻在1938 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察冀邊區中學教務主任、豫皖蘇邊區豫東中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開封市政府秘書長、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長、中國劇協河南分會主席。

　　在那個時代，如此形同水火的父子似也常見。馮宛平說，馮家的男人似乎有個魔咒，邁不過50 歲這個坎，祖父、父親，都是在50 歲那年趕上社會巨變。新中國成立之時，當國民黨縣長的祖父，為給一向政見不同的共產黨員兒子留下個清白之身，選擇放棄去往臺灣，因為畢竟是血濃于水，而他自己卻病逝于新舊交替之時。

　　馮家幾代人的命運，似乎都和國運糾結在一起。馮宛平的父親，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干部，一個平和、幽默的好人，當人們憶起《朝陽溝》的舊事，總繞不開馮紀漢的發韌之力，這是一個在省會文藝界頗有人緣的好好先生。而對于他自己的人生目標，在他的筆記本首頁，寫著這樣的話：“黨和國家不僅需要我們的兩只手和大腦——還需要我們的心。” “人活著應該讓別人因為你活著而得到益處。”而一個以活著為使更多的人受益的具有藝術氣質的好人，卻在“文化大革命”初始，就被打翻在地，加上種種罪名，病逝之前，留下的遺言是：“好人為什么活這么短？”

　　民間思想者

　　馮宛平從小長在省委大院，14歲遭遇“文化大革命”，16 歲上山下鄉，雖說飽暖不足，但息縣的一個叫做后甸子村的地方，成為他最早的精神家園。那時，書最難找，但書是他世間的最愛，他拼命地到處搜羅，無論遇到什么書，拿到手里就是一頓飽餐，馬列著作、中國小說、蘇聯小說，甚至哲學、心理學書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糧。在讀書上，他有一副饕餮般

　　的好胃口，五色雜陳，逮啥看啥。看了書，他會講，講得繪聲繪色，老鄉們喜歡聽他講書，《小五義》《說岳傳》，那時一切都成了毒草，在這個偏遠的山村里，一個16 歲城里孩子的口述，讓男女老少聽得如癡如醉。書講得好，村里人會給馮宛平敬煙，一個毛孩子在這里養出了煙癮。多年以后，總愛滔滔不絕的馮宛平，人送綽號——馮鐵嘴，也許當年的后甸子村，是冶煉出鐵嘴的第一爐火。

　　看書是他最奢侈的嗜好，但那時書少，為了讀書，一群伙伴結伙到機關的圖書館偷書，偷到書籍如獲至寶。那是一個如饑似渴的年代，一群懵懂的青少年，沉溺于書籍之間，人在窮鄉僻壤，卻個個考慮的是國事。從生產隊大隊的勞作、分配中，他們發現著現實中的問題，那時，這些初生之犢，討論最多的，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問題，中國農村的出路問題，社會問題甚至哲學命題。

　　兩年多后，工廠招工，18 歲的馮宛平被招到了周口地區柴油機廠。工人的生活規律而又單調，而對走出土地的馮宛平，是又一種桃花源：幸福而又單純。3 年學徒，每月不到20元的工資，除了吃，幾乎全用來買書，18 歲的年紀，為解決心中的困惑，已開始通讀《資本論》；18 歲的年紀，已知道沒有知識不行，找來所有中學課本，一遍遍自學。所有的學習都伴隨著同伴們興致盎然的討論，沒有人號召，沒有人組織，他們卻個個胸懷天下，不約而同地找尋著國家和社會的出路。

　　若干年后，朱學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苦苦找尋著他們的蹤跡：

　　“這是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一群中學生在下班之后，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干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么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

　　在馮宛平的歷程中，還有著3 年工農兵學員的經歷。而這3 年，造就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

　　洛陽工學院，如今叫河南科技大學，1973 年的這一批學生中，有的來自工廠、農村、部隊，也有經歷過知青生活的年輕人，所以簡稱工農兵。他們之中，有后來成為風云人物的王小強、苗學敏、韓建青、馮宛平。這些來自于“民間思想村落”的青年，見面，常常是幾句話一說，就息息相通、一拍即合，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識。

　　此時，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仍是讀書、討論，尋求真理，探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每天課下，這些思想上的探索者，在無數次激烈的討論中，已形成精神上的共識：第一是“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不能通過精神來解決一切。第三，“文化大革命”應早日結束，國家應把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10 年之中，這些下過鄉、做過工人的年輕人，政治選擇已是非常明確，他們知道，一切都已明了，只是在等待時日。

　　王小強，北京知青，也是一群年輕人的思想領袖，他報國的意識，始終感染著這批人：從青年時代直至花甲之年，幾十年熱誠不改。在同學們日復一日的思想討論中，他已用滿腔熱血付諸行動，以小字報的形式，闡述正在被批判的鄧小平思想理論的正確意義，從而被定為思想罪。

　　7 年之后，剛過而立之年的王小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和一批有著基本上同樣經歷的人，參與和影響了此后進行的中國農村改革的進程。9 年后，又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切入改革核心問題，直接參與國策的調研與形成。而這一人物的出現，帶給馮宛平和他的伙伴們的是貫穿一生的影響。

　　牛刀初試正當時

　　1976年是一個大悲大喜的龍年，中國，一場重大的歷史轉折，將改變著無數人的命運。這一年，屬龍的馮宛平24 歲，大學畢業，廠來廠去，重回周口地區柴油機廠。而王小強，也落腳在河南遂平縣的一家縣辦工廠。此時，日后所有這些風云人物，還都是默默無聞的角色。而歷史已給他們留出濃墨重彩的空間。

　　3 年之后，1979 年，又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間節點，這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而3 年之中，當年那幫年輕的朋友已是氣象萬千：馮宛平調入鄭州氣象學校一邊教授數學，一邊研究灰色系統理論，他那時的志向，是在數學方面有所建樹。那是一個英雄不問來路的年代，同樣屬龍的王小強，憑借自己對農村的思考與探索，已迅速調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簡稱農發組），抽調到社科院編輯《未定稿》。此時，這群志在報國的年輕人，已各有各的來路與去路。朋友相聚，王小強說：“三中全會的召開，將帶來中國的巨變，世界將給年輕人以機會。”

　　那是一個讓人充滿無限希望的時代，所謂百廢待興。而后來被稱為智囊的農發組，活躍著一幫從民間思想村落中聚集的平民精英。他們深知沒有現成的理論可以解決中國農村問

　　題。于是，用自己的腳，自己的頭腦，自己的智慧，來創造；他們信奉實踐出真知，中國農村的理論要到農民那里去找。他們與上至黨中央書記、省委書記，下至農民打交道，一律平等。其實，一切始于真誠和樸實的動機。

　　因為王小強，馮宛平和這些人有著割不斷的聯系，他們來河南調研，得知馮宛平正在研究灰色系統理論，這些求知欲極強的年輕人，明白農村需要最新的知識，于是，在他們的邀

　　請下，馮宛平就給大家上了一課。馮宛平敏捷的思維和口才，折服了眾人。王小強對馮宛平說：“還是更直接一些，人終究應該成為為國有用的人。”而曾在河南任某公社書記的陳一咨，

　　此時已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兩次向省領導力薦馮宛平，說此人宜調到省委政研室，說在河南，確有一批熱心青年在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此人即是其一。接著又有一國家

　　部委的領導發現馮宛平觸類旁通的調查研究能力，說此人堪當大用。而此時的馮宛平已在新技術革命、微機與未來學等諸方面都頗有見地。

　　這一切都為馮宛平的前路，奠定了基礎。

　　1984 年，順理成章，鄭州市氣象學校的普通教師馮宛平，以自己的才華、智慧和能力，被省里直接調到外經貿廳籌建計算中心。而此時，作為一個研究人員，可以直接與省委第

　　一書記接觸，當時的省委書記劉杰，向這些總愛探索問題的年輕人，提出心里的疑問：歷史上河南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從什么時候發生了變化？開始衰落？不到三天，

　　幾位年輕人拿出了5 萬多字的《河南經濟發展的興衰隆替》，梳理出河南上下幾千年經濟發展的脈絡，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情報所的刊物將其印發，放在劉杰的辦公桌上。到1985 年，

　　一部洋洋30 萬字的《河南經濟發展史》面世，郭予慶、楊松林、馮宛平，幾位年輕人，用翔實的經濟歷史發展線索，涵蓋著一個地域的興衰更替，全面回答了省委書記的問題。

　　還是1984 年，參照國家智囊機構，河南省委、省政府決定改造省經濟研究中心，與北京對接。此時，這些立志參加中國改革的年輕人又匯聚到一處，他們是來自外經貿廳的馮宛

　　平，來自銀行學校的楊松林，來自洛陽工學院的韓建青，幾年中，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為國效力。這些曾經相識或似曾相識的朋友，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對改革的未來充滿著創造熱情。而朋友相聚，似乎還有著當年“民間思想村落”的情結，而此時的思想深度與知識儲備與當初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一個特殊的年代，一個特殊的群體，機緣巧合、風云際會，在北京，切入國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中原，引領著風起云涌的改革潮流。

　　在省經濟研究中心，馮宛平和他的朋友們，一腔熱情地四處找尋為國效力的方向。他們知道，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工業化的過程，城市化的過程，一個地域的發展，必須有中心城

　　市，河南當時的現狀就是城市多、規模小。而如何推動這一地域的發展，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現實、形成合力。在同伴們的探討中，馮宛平提出中原城市群的設想：以鄭州為中

　　心，以洛陽為副中心，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等地區性城市為節點構成的緊密聯系圈。通過空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生產力發展、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以經濟

　　較發達的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周邊城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從而推動這一地域的經濟發展。在河南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上，1985 年河南省青年學者群提出了中原經濟區概念，

　　1986年豐富了中原經濟區空間描述，指出中原經濟區以中原城市群與省級邊界交叉經濟區兩個空間結構。

　　2006 年，當河南省政府出臺《關于實施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綱要》時，距馮宛平們提出這一構想的時間已經過去20 個年頭，彈指一揮間，當年三十啷當歲的年輕人，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正在做他的富貴閑人。

　　馮宛平喜歡回顧那段歷史，那時的報國熱情、那時的風云際會，縱是往事如煙，卻也心向往之。那是一段多么轟轟烈烈、蔚為壯觀的日子啊。

　　1986 年下半年，對馮宛平，似乎又是人生中的一道坎，單位新來一位領導，以高高在上的架子，端在這些出自基層、卻與領導平等對話的研究人員面前，氣質不同而識見更不同，矛盾由此而逐步升級、激化。結局是領導把中心的4 個研究室主任齊齊調出，下去掛職做副縣級，而一向強勢慣了的馮宛平卻忍不下這口氣，帶幾個伙伴找上門來，一言不合，就大吵起來，并一頭撞在墻上，也因此，成了一時的新聞人物。

　　這之后，伙伴們分道揚鑣，馮宛

　　平、楊松林進入國家體改所，韓建青則另有志，下海。朋友，伙伴，一時風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