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基因的關注起始于上世紀50年代沃森與克里克發現DNA分子雙螺旋模型。直至2000年6月26日人類基因研究的“阿波羅計劃”——人類基因組測序的完成，全球的基因研究達到了白熱化：功能基因研究、蛋白質組研究、藥物基因研究、致病基因研究等研究計劃紛紛出籠；基因芯片、基因銀行、后基因時代、后基因文化等新名詞層出不窮；各類基因藥物公司、基因學科研究所、商務機構如雨后春筍。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新名詞已不再新鮮，各類公司已被大浪淘過，只留下一些不斷調整的研究計劃和一群在基因研究領域默默耕耘的人。余龍就是其中一個。 默默的創業與守望 　　與余龍認識是從他的論文開始的。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某學術雜志當編輯，接到一篇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署名余龍的論文稿子。這是一篇打印得十分精致的論文：格式、圖表規范，文字干凈利落，沒有贅語，頁面一塵不染。另附一封手寫的信：同樣是一行行干凈、雋秀的蠅頭小楷。但真正見到余龍本人，我的第一感覺是：“文如其人”的悖論版，蠅頭小楷反襯的是一米八幾的厚實身軀和一張憨態可掬的胖圓臉蛋。余龍憨態可掬但并不木訥，一絲不茍但不是苦行僧式的科學清教徒，相反，他是一個思維敏捷、異常聰明，但又不乏俏皮調侃，具有極其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的青年科學家。 　　余龍現為上海復旦大學遺傳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遺傳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撥開罩在他頭頂的諸多光環，余龍最具閃光的人格魅力是：坦誠、執著、樸實。 　　余龍從事的研究領域是人類基因和人類基因組學研究，他堅守在這塊陣地上已有十幾年了。在上世紀90年代人類基因研究熱得發紅、發紫的那個時期，學術界出現過許多風云人物，新聞媒體也頻頻爆出：某某人發現了新基因；某某人被譽為“基因皇后”之類的新聞。但實際情況是,很多人只是在基因的外圍打了個轉，連基因的“閱讀框架”都沒觸及到。這里有必要對基因科學做一個簡單的解釋：如果簡單地把基因看成是一個直線排列的堿基對串的話，真正表達其功能的只是其中一小段，這一小段被稱為基因的“閱讀框架”，在這段“閱讀框架”的前后還存在著比它長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起調節作用的堿基對串，把這些堿基對串全算上才構成一個完整的基因，也叫全長基因。如果這些“炒作”還僅僅是由無知而引起的誤會,而另外一些簡直就是明知故犯的科研成果虛報。 　　對此，余龍很淡然，他覺得“作秀”固然不對，但奮起“反作秀”也太耗費時間、精力，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應該做的。十幾年來，默默守望成了余龍的一種生活方式：只認自己的目標、只看自己目前的研究進展及其與國內外同行的差距，對別人的工作不輕易評論。 　　早在人類基因組測序計劃繪制藍圖階段，國外專家在掐算該計劃完成時間時，依據當時所擁有的技術條件，按基因測序機器晝夜不停運轉的工作效率，得出完成計劃需花費的時間為15年。實際最后提前5年完成了該計劃。但這種思考方式至少說明兩點：第一，在人類基因研究中，技術設備非常重要；第二，工作量十分浩大。余龍也是按照這種思維模式在走自己的時間表。 　　1991年，國際上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的第二年，余龍開始籌建他的人類新基因研究室，啟動資金是復旦大學趙壽元教授和李大潛院士友情資助的1萬元人民幣。當務之急自然是購置實驗所需的儀器設備。當時國外同行實驗室用的都是自動測序儀，從機器這頭把基因樣品放進去，那頭直接就出基因測序結果。而余龍揣的這1萬元甚至連分子生物學實驗最起碼的設施：實驗桌、離心機都買不起。為了籌錢買儀器，在邊了解國外同行最新研究動態，邊做實驗的基礎上，他積極尋找科研課題，用課題經費置辦了第一批實驗儀器和設備。然后再用這批設備研究出來的成果去申請更多、更大的課題，爭取到更多的資金，實驗室的規模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其實這種科研套路對每個搞科研的人來講都不陌生，但余龍對購置實驗儀器設備的那份投入、那種癡情，卻并非人人都有。 　　今天在余龍的實驗室里早已有了各種型號、不同等級的離心機、測序機、自動搖床、大型生物信息學計算機。我幾次去余龍的實驗室，每次去都分享了他猶如新購置了田地的“土地主”般的喜悅。他對實驗室新添儀器如數家珍，從一樓到四樓，從四樓到房頂，實驗室一間不漏，實驗設備一臺不落，詳細介紹其用途，并不厭其煩地操作演示。 　　2005年我再次來到余龍的實驗室，余龍也再次滿懷喜悅地對我進行現代分子生物學實驗技術的“掃盲”：從基因組學中核酸樣品的自動提取、樣品制備，特殊基因位點分析研究的DNA序列分析儀、PCR儀、超速離心機、HPLC、質譜儀、園二色儀、毛細管電泳儀，到用于細胞分析的共聚焦顯微鏡、熒光顯微鏡、流式細胞儀，再到蛋白質分離純化、流式細胞分析、分選、細胞計數、活力分析，以及進行生物信息學分析研究的SGI工作站等大型設備等等一整套基因研究所需技術設備，一一道來，其間全然不顧助手在一旁的不斷提醒：下午開會的時間快到了。一直到中午近1點，下午開會的時間已迫在眉睫，他才扔下一句：“王老師，我得先走了”，飯也沒顧上吃，匆匆趕會去了。留下我和他的助手，在兩張凳子拼成的“餐桌”上，一個塑料袋里放著幾盒盒飯，人手一盒，共進午餐。從小伙子張羅吃飯動作的熟練程度和散落在余龍寫字臺下的一堆一次性快餐筷來看，這種進餐形式已是他們的日常習慣。 　　在余龍的實驗室里還有一臺特殊的設備：一張行軍床。這張行軍床從余龍創建他的實驗室開始，就成為了他勞累之余小憩的“臥榻”。有了先進的設備便逼迫使用這些設備的人要不停地工作，面對基因研究的巨大工作量，看看與國外同行之間的差距，余龍把自己當成了一部機器，把他的實驗室當成了一個龐大的機器系統。這就是默默守望的真實寫照。 默默的耕耘與收獲 　　在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大樓門口，貼著一張占滿一面墻的大表格，這是一張研究所各實驗室研究業績動態表，業績衡量的指標為影響因子。所謂影響因子是國際通用的衡量學術期刊影響力的指標——依據該期刊所載論文的被引用頻率而計算出來的一個數值。每種學術期刊都擁有自己的影響因子，叫IF值，通常是IF值越大，說明該期刊文章被引用的頻率越高，影響力越大。借用IF值，根據發表的論文數量和發表刊物的IF值，以累加IF值的方式來評判各實驗室的科研業績。在這張表上，余龍所領導的實驗室總是處于領先的位置。余龍對本學科領域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中各個刊物的IF值爛熟于心，實驗室每年都要在這些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這幾年來，他們先后在《生物化學科學動態》、《美國國家科學院會議錄》、《生物化學雜志》、《基因組學》、《基因》等人類基因研究領域的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00多篇。這100多篇論文造就了實驗室的輝煌，而這些論文的奠基石則是余龍手里掌握的人類基因。 　　十幾年來，余龍帶領他的實驗室在人類基因領域不斷精耕細作，先后克隆了515個人類基因。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人類基因組總共是3.5萬個基因，他們就掌握了其中的1.4%。現在余龍手里的基因專利證書有：中國專利12份、美國2份、加拿大2份。一個基因，一個藥。在當前國際生物制藥生死時速般的競爭中，作為100篇論文基石的515個基因，不僅是一筆巨大的科學精神財富，也是一筆蘊含巨大商機的物質財富。 　　作為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群體，科學家只是所從事的職業有些與眾不同，作為社會的一員，他們與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他們同樣有喜怒哀樂、七情六欲。余龍是一個天生的樂天派，有一肚子的軼聞趣事、講不完的笑話。在某些時候，他還頗有一些小智謀。1996年前后國際上人類基因的爭奪戰早已拉開序幕，余龍也開始加入到這場基因競爭當中。有時一個基因克隆出來，還沒來得及寫成論文發表，就被國外同行搶先發表，成為他人、他國的基因專利，這種慘痛教訓真是太多了！許多中國科學家都有過這種欲哭無淚的經歷。為此，余龍多次前往中國專利局，進行人類基因的科普宣傳，說服專利局在知識產權領域開辟基因專利項目，并為其提供有關技術指標支持。最終，余龍實驗室克隆的基因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基因專利的基因之一。 　　1997年11月，國家863計劃項目研究課題在珠海開年會，我遇到了余龍，他向我講述了他爭奪基因的一次勝利：那一次，余龍與美國某一同行同時追逐一個基因，雙方一直較著勁搶論文公開發表的時間。“我干脆改變策略”，余龍講：“我先申報中國的基因專利。他們果然中計。他們搶到了公開發表論文的搶先權，我這里爭到了一個基因專利，基因還是屬于我們中國。”話語之間按捺不住臉上的得意。在中國的科研環境里，科學家尤其是中青年科學家，必須有十八般武藝，才能以不變應萬變。這次年會上，余龍匯報了他們的課題進展情況。在他匯報之前，幾乎所有課題組在其匯報結束時都表示要求追加經費，在一片要求加經費的呼聲中，余龍采取了迂回戰術。只聽他謙虛了幾句：工作做得不好，實在慚愧，因為實驗過程中許多藥劑是帶毒性的，希望領導追加一些身體補助費。其實余龍的匯報早已被聽匯報的專家首肯，只是追加經費不好網開一面，但身體補助費應該是可以當場拍板的。 　　會議結束后，余龍去珠海拱北“水貨”市場買了一套物美價廉的音響，稱是給夫人買的，“不然老婆有意見”。余龍的夫人——楊老師，是一位不太言語、手腳麻利、十分能干的女人，她不僅把他們小家的一切家務活包攬了下來，而且是實驗室大家的管家，里里外外幫余龍省了不少心。對夫人，余龍是感謝的。其實那一次豈止是余龍，號稱科技界“國家隊”的863課題組的同志們，開了一支隊伍到珠海拱北“水貨”市場，不少是音樂“發燒友”的大科學家都扛回了音響。中國的科學家本身“物美價廉”，也喜愛買物美價廉的東西。他們除了追求神圣外，也食人間煙火。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余龍他們團隊所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經費不足。加拿大科學家在魁北克地區——一個近乎于完美的人類基因樣本：同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