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印象】 　　投身器官移植領域僅僅十幾年，譚建明就從一個移植學的研究生，成長為這一領域的學科領導者，他憑借數項突破性成果帶領國內的腎移植水平躍入世界前列，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天賦與幸運相濟的結果。 　　面對記者，譚建明習慣性地點上一支煙，略微思考了一下，平靜地自我總結道：這是在臨床需要的動力驅使下，海量閱讀、腦力激蕩和反復試驗的一段段焦灼的過程。也許，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陪伴他最多的就是這縷縷輕煙。 　　在采訪過程中，譚建明始終是平靜的，除了兩次站起來為記者拿一些移植學資料外，他始終坐在辦公桌前，沒有頻繁、多余的手勢來解釋他要說明的問題，沒有夸張、起伏的表情透露他的內心。不過，平靜的外表不代表他沒有一顆火熱的內心和一股執著的勇氣。恰恰相反，與其淡然的處世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在學術研究上的突破性思維和臨床實踐上大膽前衛的行動。 　　【人物名片】 　　譚建明： 　　國內知名的器官移植專家。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臨床醫學中心主任。 　　１９９４年，由其創建的器官移植快速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抗體篩選技術獲得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２００３年，他成功開展亞洲第一例成人胰島細胞移植手術；２００５年，成功開展亞洲首例腎－成人胰島細胞聯合移植術。 　　譚建明，在Ｇｏｏｇｌｅ的搜索引擎中，這個名字給出的相關搜索結果為“譚建明器官移植”，在許許多多撰寫他事跡的文章中也將他定位為“國內知名的器官移植專家”。譚建明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移植泌尿外科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臨床醫學中心主任。但是，“其實我是學泌尿外科出身的”，譚建明這樣告訴記者。１９８４年從第二軍醫大學南京軍醫學院軍醫系畢業后，他一直從事泌尿外科工作，直到１９８９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才開始器官移植方面的臨床與科研工作。 　　器官移植作為２０世紀外科領域的三大進展之一，體現出醫院的綜合科技實力。其難度并不完全體現在手術技術本身，器官移植供受者的免疫學與非免疫學匹配問題就給其設立了一個高門檻，尤其腎臟移植更是如此；另外，圍手術期的處理以及免疫抑制劑的應用技巧需要移植免疫學的深厚功底，一部分幸運的患者即使能夠順利地走出手術室卻也并不意味著雨過天晴，因為術后的排異與感染等問題可能將之前的努力付之東流。 　　譚建明投身器官移植領域之初，就“盯”住了移植術前的“高門檻”。 組織配型“革命”成功移植大門敞開 　　哥哥去了，但弟弟的新技術讓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器官移植患者看到了希望…… 　　譚建明在移植學領域的第一項引起世人關注的成果是１９９４年創建器官移植快速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抗體篩選技術，提出氨基酸殘基配型新標準。這一技術解決了困擾移植臨床２０多年的配型難、尋找相配供體難的問題，把器官移植術前的高門檻狠狠地壓低了一大截。 　　這時，他師從移植學專家謝桐教授剛剛一年，但對于譚建明來說還是有點遲了。１９９２年，譚建明的哥哥患病需要進行移植手術，家中其他四兄妹是移植供體最佳人選。但是當時國內還是使用血清學方法來完成組織配型，而且只能在血站而非一般醫院完成。譚建明五兄妹分別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譚建明致電哥哥當時的主治醫師，詢問是否可以讓各兄妹在當地取血樣快遞到血站進行組織配型，但是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測試板需要在－８０℃的溫度下保存，而且對活細胞的量要求較多，而這些活細胞只能保存６個小時。同時，他還了解到標準血清是依據外國人的標本來完成的，對于中國人的誤差在２０％～３０％左右，而且受配型操作人員技能的影響會很大。最后，患病的兄長認為要讓大家從四面八方趕來完成一項誤差如此大的檢測，代價和風險很大，而且也不能保證手術的最后成功，因此最終放棄了手術。 　　譚建明在從事泌尿外科時已經不乏腎移植患者的案例，發生在兄長身上的狀況讓他進一步意識到組織配型技術改進的重要性。他開始查閱海內外的文獻，國外將ＰＣＲ技術用于基礎研究的論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不是可以將ＰＣＲ技術也用于臨床的組織配型工作呢？”１９９３年在與上海醫科大學謝桐教授的接觸中，譚建明談起了自己希望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研究，這個想法令謝教授也倍感振奮。 　　 “最初是有點海底撈針的感覺，完全沒有方向，不知如何下手。即使有了這個想法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譚建明惟一清楚的方向就是尋找新的組織配型技術。也許是敢于改變現狀的全新思路打動了謝桐教授，在上海醫科大學外科學四選一的博士研究生面試中，譚建明成了最后的勝利者。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學校和醫院的研究經費及儀器都有限，對新技術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限制。ＰＣＲ實驗需要一臺價值１３萬元的進口儀器，一時解決不了，譚建明就買來鋼鍋以手工操作替代。“幾個鋼鍋中的溫度各不相同，把樣本放置到每個鋼鍋中的時間從十幾秒到一分鐘不等，循環往復幾十圈，的確是件麻煩的事情，當時的實驗耗費了不少時間。” 　　作為博士研究生，一方面要在學校上課，一方面要參與臨床工作，為了加快研究進程，譚建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幾個寒暑假都回到醫院上班，節假日和晚上大多都泡在實驗室。經過刻苦攻關，他終于攻破了這一世界性技術難題。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以ＰＣＲ技術為基礎的器官移植快速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抗體篩選技術成功應用于臨床。 　　與此前的血清學方法比較，新技術可謂是革命性的進步，尤其是這種新技術更加符合亞洲人種的特點。以往血清學方法對器官捐獻者和接受者進行組織配型需要２４小時完成；等配型結果出來了，捐獻的器官因等待時間太長可能就自動“報廢”了。快速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所需要的時間僅僅是原來的１／６，即４小時，基本上可以滿足所有移植手術對臟器保存時間的要求。 　　同時，血清學方法需－８０℃保存的要求、昂貴的測試板和對技術人員經驗的高要求等一系列問題在新技術面前一下子矮了一截，一般醫院的人員在接受培訓后就能掌握這項技術。臨床應用顯示：供、受體的相配幾率由原來的１．２％提高到３９．９％，標志著千萬個患者可以受益于這種新技術并可大幅度降低醫療費用。該項研究成果先后獲得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可惜的是，譚建明的哥哥在１９９３年春節辭世了，未能用上弟弟的新技術，然而，世界上千千萬萬的器官移植患者在后來以及未來的日子里都受惠于這一技術進步。 　　在器官移植供受體組織配型的路上，１９９４年，譚建明就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目前快速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抗體篩選技術也成為了組織配型的主流技術，但是譚建明大步向前的腳步并沒有停留。上世紀９０年代末，基因芯片在新藥篩選領域的運用又讓譚建明的腦中亮起了一盞明燈，將ＤＮＡ芯片技術用于組織配型中是否可以進一步減少誤差、提高效率呢？相比ＨＬＡ全套基因配型技術，基因芯片一次性可以完成的配型數量更大，也就是說同一時間可以完成更多器官捐獻者和接受者的組織配型工作。歷時５年的研究后，２００５年３月ＨＬＡ基因分型芯片技術用于移植器官組織配型通過上海市科委專家組鑒定，被一致認為是該領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性成果。基因芯片配型技術只需２．５小時就能出結果的高效能，再一次讓器官移植患者在與時間的賽跑中跑得更快。 胰島細胞移植世界注目中國 　　 度過讓人心焦而無奈的日子，亞洲首例成人胰島細胞移植手術成功！ 　　上世紀９０年代，在譚建明跨越移植術前“門檻”，進一步深入移植學研究領域、開始研究胰島細胞移植的時候，傳來了暫停胚胎胰島細胞移植的消息。是否可以用成人的胰島細胞移植方法來繼續開展胰島細胞移植手術呢？這不是一個全新的想法，但在國際上也只是探索性的方法。２０００年譚建明加入了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開始了成人胰島細胞移植的研究歷程。 　　“在第一人民醫院開展這項研究是有深厚基礎的。因為多年來，醫院完成了很多胚胎胰島細胞移植的手術，在胰島細胞的分離與純化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譚建明帶領的研究小組從小白鼠的動物實驗開始，通過糖尿病小鼠模型進行的胰島細胞移植進展非常順利。整整兩年，研究小組已掌握了相當嫻熟的動物胰島細胞分離與純化技術。可同樣的技術在人體胰腺上完全沒用，分離純化出來的成人胰島細胞數量很少，有時甚至為“零”。 　　此時從大洋彼岸傳來了世界上首例成人胰島細胞移植手術成功的消息。２００２年無疑是讓人心焦而無奈的一年：一方面是正確的思路和方法已被動物實驗證明是成功的；一方面卻是難以逾越的關口。譚建明及其研究小組有些猶豫了，但是院方和上海市衛生局都對此表明了積極支持的態度并且提供了總計４００萬元的經費支持。拿到經費了，卻使譚建明心中更加不安，但是院領導開明地表示讓他大膽干，“沒有無風險的科研項目”，這讓譚建明放下心來。同期，譚建明參加世界器官移植大會結識了著名的胰島細胞移植專家Ｒｉｃｏｒｄｉ教授。Ｒｉｃｏｒｄｉ教授得知譚建明的研究進程后又驚又喜，主動提出與其簽訂免費技術合作協議并派來兩位技術顧問專程到上海指導。 　　通過２００２年底研究小組連續兩個多月的日夜攻關，終于在亞洲率先掌握了成人胰島細胞分離純化這一技術難度極高的本領。２００３年初，譚建明及攻關小組成功為一位１３歲孩子做了成人胰島細胞移植，成為亞洲第一例成人胰島細胞移植手術。目前這個孩子各項指標正常，不再為每天３次注射胰島素而痛苦了。 　　首例腎－成人胰島細胞聯合移植術，延續了一宗淚水與歡笑交織的感人愛情。 　　如果說首例單純成人胰島細胞移植尚有國外專家的指導，那么２００５年開展的腎－成人胰島細胞聯合移植術則是譚建明及其攻關小組當之無愧的自主研發產品。如同在組織配型研究中穿插著傷感的兄弟情長，在聯合移植手術中，譚建明成就了一段淚水與歡笑交織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