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新科研樓703室，協和醫大在校學生與中國協和醫科大學59級畢業生、現任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學系主任沈悌教授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對話座談。這是小師弟們對老師兄的一次有意味的探詢，這是兩代人跨越時空的心靈溝通，透過沈悌教授真誠的講述，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醫者樸實豐厚的內心世界。 與協和結緣 　　學生：我們了解到沈老師每天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也常聽學長們說醫療工作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當初是怎么把行醫確定為終身職業的呢？ 　　沈悌：首先我非常高興今天晚上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聊天，愿意就任何問題和大家交流。我的父親和哥哥都是醫生，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自然就學了醫。協和（19）59年復校，當時叫中國醫科大學，我的哥哥是（19）58級，考了北醫。而我（19）59級，有幸報協和了。 　　 學生時代的協和印象 　　學生：您上學的年代——上世紀60年代對我們已經是非常遙遠了，今天我們所見只是協和的房子、教授的黑白照片，已無從感受老協和校園的氛圍。您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學生生活給您留下的最深刻感受以及印象最深的教授？ 　　沈悌：小時候不知道什么是學術，只知道協和醫院的醫生是高級的。發燒了要找諸福棠看，眼睛有病要找張曉樓，當時印象就是這些優秀的醫生都出自協和。等我考了協和后，頭三年在北大，北大的學術氣氛和文化給我很深的印象。后來跟你們一樣回到協和，協和有宮殿式的小樓，花園小巧而精致。（19）59年復校第一年，開學典禮在小禮堂，黃家駟校長親自請吃飯。 　　在基礎課上我們開始領略協和的風采。開始是解剖學，解剖的第一堂課由張軻教授講。他是中國解剖界的第一人，當時已快有80歲高齡了，不僅知識淵博，最拿手的是雙手可畫解剖圖。后來各位老教授都給我們講課，覺得能聽到很榮幸。“文革”當中的基礎課，教解剖的張炳常老師人比較胖，外號叫胖胖，是美國在華國共合作軍調處翻譯，住在你們現在宿舍的5樓。我和張老師是上下鋪。這位老師后來去管毛主席紀念館了。 　　臨床上的老師就太多了。給我印象較深的是外科吳蔚然教授，北京醫院院長。他講肛腸疾病，從直腸齒狀線開始，講到肛瘺的形成，一步一步地從解剖到臨床，講得特別清楚，至今讓我難以忘懷。協和的醫生不僅水平高，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循循善誘，能夠深入淺出，講課特別生動。 　　 做學問是協和人的命根子 　　學生：協和學生的生活是非常充實的，老師的講課又是那樣令人陶醉。但在“文革”期間學業有中斷嗎？聽說在非常熱鬧的政治活動的時候，您和一些同學還堅持去圖書館學習？ 　　沈悌：當然中斷了，從（19）66到（19）68年幾乎沒有上過課。每天起床以后刷牙、洗臉，吃飯前要排隊早請示，每天讀報、討論的就是最高指示。有時候最高指示半夜12點來了，我們就到天安門游行，一直走到北大，然后天亮再回來睡覺。 　　但畢竟大家還都是學子，都是愿意學習專業的。當時我還是挺想念書的，也想學外語，就晚上到老樓西門的圖書館，先在門口看看報，表示關心政治，然后就進到樓里翻翻書，同學之間是要相互回避的，因為露餡兒要受批判。當時就是這么一個環境。 　　但是有一個人膽大，就是謝少文老先生，他是我國微生物學的鼻祖，是在內科做到主治醫師的時候轉到基礎學的。老先生是真做學問，抗美援朝的時候上過前線，但在“文革”，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要接受勞動改造——掃廁所。那個時期協和的廁所是幾十年來最干凈的。（熱烈掌聲） 　　學生：報告文學中描述的那個時代的人在談起前途的時候總說“兩眼一抹黑”，您當時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學習目的和未來的前途？ 　　沈悌：老前輩張孝騫教授當時在協和醫院掃廁所，我親眼看見病人去跟他請教看病，老先生回答那些問題是要膽量的。讓你勞動掃廁所你看病，這是不聽從紅衛兵的指示。但他還是不管這些，老一代的協和醫生，確實把這個職業作為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情。飯少吃點沒關系，書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現在條件好了，但習慣仍然沒變。現在協和的老一輩教授周末還是要到協和來，他覺得生活中缺了這一點就不行了……（熱烈掌聲） 　　 生命中的新起點 　　學生：畢業后您去了什么地方？ 　　沈悌：畢業后分配在甘肅黃土高原，那是打100米深的井挖不出水的地方，在那兒一呆就是十幾年。白天勞動，第一年掙了1600多（工）分，養活自己，晚上看看書。那會兒別的書沒有，就帶了一本教材。老實說，當時就想這輩子要埋在黃土高原了，看不見希望，心不甘哪。直到（19）76年“四人幫”倒臺，大家才看到希望。你要問我最感謝的是誰，我感謝鄧小平，考研究生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所以我才有了通過考研究生回到協和的機會。從（19）79年到（19）86年一直在協和。 　　 歸國的兩條理由 　　學生：您能不能結合您出國的經歷和對國內外的了解，給大家談談對大家今后做出國選擇的建議？ 　　沈悌：1986年羅慰慈教授來找我，說外交部有個任務，要派醫生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做兩年保健大夫，后來我就去了美國。圓滿完成任務后，根據當時政策，工作結束可以繼續呆在美國學習或工作。我在美國共呆了6年，（19）92年回到協和。 　　學生：回國動機是什么？ 　　沈悌：第一不愿意做美國三等公民。美國是絕對的雙重標準，人權并不平等，白人在上，黑人都比黃（種）人強。整個社會里充斥著不平等，不可思議，你會覺得很難受。比如說從美國到加拿大旅游、開會，出入美加國境，對白人并不檢查駕駛證，但黃（種）人就必須停下來出示證件。不平等處處都在，這種日子不能過！ 　　第二不太可能做臨床，即使做了臨床大夫也沒意思。大家出國除了學業務還想學外語，可是美國大學醫學院的實驗室全是中國人，說中文就行了。所以我認為，你要做科研就出國，錢多，容易出成果。想做臨床你留下來，在那兒沒有什么出路，很多中國的醫生或者在華人區開診所或者在大學醫院，因為美國不允許隨便做廣告，病源主要靠關系網，即同學之間相互介紹，看的病人都是華人，白種人很少找你看病。 　　 行醫生涯中觸動最大的兩件事 　　學生：在回國后的十幾年中，有沒有給您觸動很大的一件事？ 　　沈悌：大概就是第二年管血液病房。河北承德的一個19歲小伙子，長得一表人才，患了白血病，大家都對他很關照。大家都知道白血病是九死一生，很難治好，那時我們的移植剛剛起步。我們很努力將他的病緩解了，準備做移植。但他最后沒有選擇協和，而是到軍區總院去做。顯然，病人到外面做移植就是對協和不信任，這將考驗一個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你是從自己出發還是從病人角度出發。從我出發應該說他觸犯了我的尊嚴，我給他治了、緩解了，他卻不吭氣地走了。但是從病人的角度思考，他當然需要最好的治療。最后他移植成功了，我們也很高興。病人最初幾年每年要到北京來復查，父親總帶著兒子到醫院來看我。半年后的一天，他帶來了一本書叫《血的搏殺》，（這本書）是他在陪護兒子的時候寫的日記。（日記）把他兒子的變化和他觀察到的協和醫生和護士的行為記了下來。這本書里描寫一位沈教授，頭發少、對病人負責，大概說的是我（大家笑）。看了這本書，我覺得病人對我們是理解的。你不要因為沒有得到喝彩，就感到沮喪。你每治好一個病人，他的家屬自然會對你充滿感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學生：在您記憶當中有沒有感到遺憾的事情？ 　　沈悌：有，實話實說。沒有人不犯錯誤，錯誤有大有小，大的錯誤就要出人命。就看你是不是盡到了責任，其次要分析為什么會這樣，避免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講一個當年在甘肅的例子，由于剛畢業，書本知識比赤腳醫生強一點，但經驗還沒人家多。那時縣醫院的醫生是不分科的，全院就一個病房。一天晚上值班，7點到11點有電，然后就沒電了，恰好半夜兩點來了一個病人，挖土時因塌方給埋在地下了，量血壓，在休克邊緣，骨頭沒斷，也沒有哪兒出血，所以采取保守治療，給予輸液。5點鐘，天快亮了，覺得這個病人血壓有點維持不住，心想要不要找外科大夫，轉念一想又沒有叫。就在6點差10分的時候，病人不行了，外科大夫來了一聽是塌方，就知道是內出血，我傻眼了，在城里沒見過，想都沒有想過，外頭沒有痕跡，叫內出血、擠壓傷。 　　第二天早上，全院開會討論這個事情，大家覺得沈大夫是技術問題，不是責任事故，未予處分，這對我是一個很深的教訓。雖然家屬根本沒找過我，但我深感內疚。所以我想跟大家說的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懂的地方趕緊問，不要有其他的考慮，如“問了人家（人家）不耐煩怎么辦”，或者“人家看不起我怎么辦”等等。在病人面前這種私心雜念都不應該有。 　　 頂尖專家從基礎做起 　　學生：我剛替您統計了一下，您做臨床醫生也就12到15年之內，您是怎么在這么短的時間就成了內科的專家？ 　　沈悌：我想更正一下，我不是做了十幾年的臨床，只是從國外回來十幾年。我在甘肅做了十年縣醫院的萬金油大夫。現在做內科主任，實際上不像張孝騫教授那會兒，那時的臨床檢查較簡單，更多的要依靠醫生的物理檢查和豐富的個人經驗。而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協調整個內科的各個學科，保持協和的綜合優勢。當然同時我也喜歡自己的血液專業，在專業方面很努力。 　　研究生畢業后曾去腫瘤醫院應聘面試，當提起我在農村干過10年，人家說你在甘肅的10年就算半年吧。我不這么看，甘肅條件是不好，什么都很簡陋，但正是這么一個條件，能讓你充分發揮你自己的能力，使你自己學會利用有限的條件去看病人，而且鍛煉了很多操作技能。別的不說，那時在我的病房做腰穿沒有人比得過我，為什么呢？我在縣醫院兼任麻醉師，腰穿還是在那兒學的。回到協和后主治醫生做不了的腰穿都得請我去做。另外一個就是你對病人的態度。那些年所培養的與農民的感情，可能現在在協和十年也未必能達到，所以我現在仍愿意看從農村來的病人，很實在，他對病史的敘述一是一、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