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制藥界異軍突起的“印度模式”，時而會讓國內同行產生“羨慕嫉妒恨”的復雜情愫。   　　尤其在今年，形勢更加嚴峻。2012年，跨國公司的一批專利藥都將到期。而從今年起到2015年，每年專利到期藥物數量分別是111個、120個、132個和122個。這一現象被形象地稱為“專利懸崖”。早在它露出端倪之際，業內已有判斷：未來，藥品市場的主力將是仿制藥，而跨國醫藥巨頭把專利藥當“重磅炸彈”、占有市場的行為，已成過去時。   　　雖然同樣身為仿制藥大國，但我國專利法對知識產權和專利的保護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要倒過頭來向印度學習，通過制度松綁為仿制藥爭取發展空間，顯然并不可行。   　　中國專利法制訂過程中，做仿制藥的黃金期從未出現   　　“強制許可制度寫在我國的專利法已經有8年了，為何別的國家都在用，而我國卻沒有用過一次？”針對近期印度對拜耳公司的多吉美實施強制許可一案，一些腫瘤和癌癥病患家屬又開始舊話重提。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訂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正式施行。根據這一辦法，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可以根據專利法第49條的規定，建議國家知識產權局給予其指定的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強制許可。   　　事實上，我國的艾滋病患者和乙肝患者曾多次呼吁國家相關部門實施強制許可制度，對抗擊這些病癥的專利藥給予仿制。2009年，廣州白云山制藥披露，曾向國家藥監局遞交強行仿制瑞士諾華抗流感專利藥“達菲”的申請，未獲成功；而上海奧銳特制藥公司也曾表示，計劃聯合非政府組織，申請乙肝和艾滋病治療藥物替諾福韋的強制許可，同樣進展緩慢。   　　“對于實施強制許可制度，我們國家的法律一向處理得比較審慎。”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朱欖葉解釋，這一考慮主要是基于WTO關于TRIPS協議的相關條款。“像乙肝、艾滋病以及癌癥這樣的疾病，雖然病人的總體數量不少，但是否已經到了引發公共健康危機的程度，這個尺度較難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