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家松堂關懷醫院，坐落在北京東郊一個安靜的地方，它是我國第一家也是全國目前少有的幾家臨終關懷醫院之一。在這里的病人都是即將離去的人，醫院在開辦的近２０年里，送走了１６，０００多人。那些已經或者將要離去的人，在這片凈土里，沉吟著他們最后的絕唱。松堂醫院的院長李偉向我們灌輸了一個新的概念——“一個成熟的民族，應該對優生與優死給予同樣的尊重。” 　　【編者感言】 　　第一次知道李偉這個名字，是看鳳凰衛視的《魯豫有約》。他創建的臨終關懷醫院，他和同事們對信念的堅持、執著，他與那些即將離去的，或悲傷或堅強或淡然或老頑童似的老人之間的故事，還有那群被李偉和他的同事們感動后自發去臨終關懷醫院建立“愛心小屋”的志愿者，讓我看得時而由衷地笑，時而默默地流淚。與魯豫對話時，李偉說話輕輕柔柔的，眼里含著暖暖的笑意，是經常與老人們相處的緣故嗎？我想，有這樣的人陪著走完人生最后那一段路，那１６０００多位老人是幸福的。 　　就像魯迅的那句名言——“這個孩子是注定要死的”——我們一定會死去，誰都要走過人生旅程最后那一段路。那么，死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怎么死。李偉說：“在一群愛的使者的呵護下，臨終者生命的尊嚴得以體現，醫生為他們減輕肉體上的痛苦，親人照顧著他們的情感，志愿者的愛貫穿著臨終時期的整個過程。在愛的氛圍中，他們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成長，舒適、安詳而無遺憾地走向生命的終結。”如果是這樣地離去，我相信我們就會是幸福的，我們的人生就是完美的，我們的未亡人就不會痛苦。 　　不要回避、不要拒絕談論死亡，因為這能給我們生的力量并使我們活得更好；不要忘了要多陪伴即將離我們而去的人，因為這會讓我們將來的離去不帶遺憾——感謝李偉給予我們的啟迪！ 　　讓我們都能做到“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吧！ 　　記者下午來到松堂醫院的時候，正是老人們戶外活動的時間，只見在醫院的院子里，鳥兒婉轉鳴叫，花架下、假山旁，老人們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在輪椅上，有的在一起聊天，有的在下棋，也有的老人可能因患腦部疾病而顯得遲鈍，無意識地發呆或嘴里念念有詞，或做著其他無意識的舉動。幾位護工在旁邊看護著，一位護士正在組織老人們圍成圈做活動，另一位護士和一位老人在跳交誼舞，老人已經行動不便了，看上去像是護士攙扶著老人在轉圈……無論他們在做什么，看得出老人們在這兒是開心、舒坦、安詳的，他們在這兒有一種在家的感覺。 臨終關懷與“緩安樂死” 　　臨終關懷就是“緩安樂死”，是最為人道、最可實施的安樂死。 　　死亡，一直是讓人感到害怕、恐懼和絕望的過程。人們在死神一步步逼近時，大都感到肉體巨大的痛苦和精神上巨大的恐懼、絕望，“安樂死”可以說是人類的夢想和追求。 　　 “一個成熟的民族，應該對優生與優死給予同樣的尊重。”這是中國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北京松堂關懷醫院的創始人、院長李偉最常說的一句話，其實這句話也正體現了他對“臨終關懷”的終極理解。臨終關懷的目的，就是給生命即將結束的人最后的關愛，減輕他們肉體上的痛苦，撫慰他們的情感，讓他們帶著生命的尊嚴，舒適、安詳而不帶遺憾地走向生命的終結。 　　李偉把安樂死分為主動安樂死、被動安樂死和緩安樂死。“主動安樂死就是通常所說的自殺，占安樂死中的絕大多數，但這是我堅決反對的。生命是神圣的，這樣的行為違背了人類珍愛生命的原則。被動安樂死就是醫生對需要幫助的病人實施的猝死手段，但這樣的行為從醫學倫理學、社會情感上難以被公眾接受。而臨終關懷就是‘緩安樂死’，是最為人道、最可實施的安樂死，可以讓病人沒有痛苦、保持生命尊嚴和質量并最大限度地延長生命的最為經濟的手段。” 　　在《每天擁抱死亡》這本書里，李偉這樣描寫他心目中的“緩安樂死”：在一群愛的使者的呵護下，臨終者生命的尊嚴得以體現，醫生為他們減輕肉體上的痛苦，親人照顧著他們的情感，志愿者的愛貫穿著臨終時期的整個過程。在愛的氛圍中，他們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成長，舒適、安詳而無遺憾地走向生命的終結。李偉最后說：“這就是最為人道而文明的可實施的‘緩安樂死’——臨終關懷。” 　　作為創辦國內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的院長，李偉認為臨終關懷醫院對于臨終者來說集合了醫院、敬老院、福利院等機構的所有優點。在一般醫院，臨終者通常會接受大量的積極搶救和創傷性治療，花費大量的金錢和醫療資源，而家屬也因為要照顧病人的生活起居而心力交瘁；在敬老院，工作人員只能照顧老人的生活起居。而松堂醫院，有醫生、護士，有心理醫生、心理護士，還有護工２４小時護理老人的生活，家屬隨時能來探視，“這是一家全新臨終關懷模式的醫院”。 臨終關懷的種子在插隊時萌發 　　 “一句善意的謊言讓張老師回歸了做人的尊嚴……我要給所有生命即將結束的人最后的快樂和安慰，讓他們帶著微笑離去。” 　　１９６６年，１７歲的李偉插隊來到內蒙古烏蒙，參加了縣里的赤腳醫生培訓班，并當上了村里的赤腳醫生。在那里，李偉遇到了被打成右派的北京某大學教授張老師。在張老師病危的日子里，李偉常去照顧他。一天，張老師突然激動地對李偉說：“我知道我活不了幾天了，可是我連下地獄的資格都沒有。地獄是壞人去的，但是我連人的稱號都沒有！他們都叫我‘牛鬼蛇神’！”張老師淚流滿面，話音里充滿了悲哀。 　　面對這位慈祥的老人，李偉用各種話安慰他也不能讓老人心情平靜下來，最后李偉實在忍不住說：“我馬上去公社找領導，讓他們給您平反，給您人的稱號。”但實際上，在那樣的歲月里，李偉是沒有辦法給張老師平反的。思考了許久，李偉想出了一個辦法：編個謊言安慰臨終的老人。再去張老師那兒照顧他的時候，李偉告訴老人已經找了公社領導，領導答應考慮給他平反，恢復他人的稱號。這個善意的謊言，讓臨終的老人激動不已。“當天晚上，張老師離開了我們，但那一整天他都快樂得像個孩子。”張老師走的時候，李偉一直緊握著他的手，陪伴他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歷程。李偉說的一句善意的謊言，讓張老師回歸了做人的尊嚴，老人走的時候沒有遺憾，甚至是充滿希望的。 　　“在張老師病危的日子里，我發現關懷和交流對一個臨終病人的力量，也促成了我一個朦朧的想法——辦一家臨終關懷醫院，給所有生命即將結束的人最后的快樂和安慰，讓他們帶著微笑離去。” 　　１９８７年，回到北京的李偉用在集郵市場淘到的第一桶金，參股了幾個朋友辦的一家民營醫院。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得到了３間病房、６張床位，開始實踐他的臨終關懷夢想。李偉收治的第一個臨終病人是他的一個鄰居，乳癌晚期，已經被北京各大醫院判了“死刑”，病人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還負債累累。在李偉的臨終關懷病房，醫生緩解了她身體上的疼痛和不適，心理醫生又緩解了她的焦慮和恐懼，半個月后，她在愛人的懷抱里安詳地走了。 　　一年多的時間里，李偉照顧了１９位臨終的病人，使他們平靜地離去，并為他們的家屬節省了巨大的醫療支出。與此同時，李偉認真地總結臨終關懷科學的醫療護理方案，并取得了一些臨床經驗。但是，由于李偉的臨終關懷病房沒有經濟效益，甚至還賠錢，因此在每次董事會上，李偉總是被指責，他的臨終關懷病房的處境也越發舉步維艱。最后，董事會決定停了李偉的臨終關懷病房。 　　李偉說他的性格是認準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此后，他又多方努力，終于在１９８９年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部隊醫院。實際上李偉只是簽了３０年合同，租用了這家醫院的一棟３層的住院樓和借用醫院的名稱，他的醫院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 　　雖然過程坎坷，但松堂關懷醫院最終還是正式、獨立地運轉起來了，并隨后得到中國老年基金會的支持，成為基金會下屬的醫院。到目前為止，松堂醫院已經送走了１６０００多位臨終病人。 社會沃母理論——臨終病人有１０個月的“圍終期” 　　松堂醫院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當老人離開我們時，如果老人的親友不在身邊，我們一定要緊緊地握著老人的手”。 　　通過十多年的經驗積累和研究，李偉提出了社會沃母（子宮）理論，認為這個理論是臨終關懷這一學科的理論基礎，并努力在松堂醫院為老人們創造這樣的環境。李偉頗為這個理論自豪，說這個理論在世界上是一個創新。 　　據李偉介紹，美國哈佛大學、我國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和首都醫科大學等普遍認為生命的臨終期為６個月，但李偉統計了松堂醫院１０，７１３名臨終者的病歷，發現９３％的不可逆病人的存活期是１０個月，這恰好與人類的懷孕期相近。于是，李偉提出在臨終病人１０個月的“圍終期”里，老人就像小孩甚至嬰兒一樣，同樣需要全社會來關愛他們、照顧他們，由全社會為他們創造一個溫暖、舒適的氛圍。李偉在松堂醫院的做法就是圍繞社會沃母理論展開的：醫院要對病人開展無微不至的關懷，特別是心理關懷；吸引盡量多的志愿者，給臨終者帶來社會上的關心，建立臨終者和社會溝通的橋梁；通過讓病人、家屬共同參與醫院管理，比如讓病人自己投票選舉“廳長（老人們每天活動的醫院大廳）”，組織管理大家每天的活動，家屬投票選出最佳護理人員等，使病人在醫院有一種在家的感覺；通過宗教幫助病人獲得精神上的安寧等等。總之，通過各種手段，盡量滿足臨終者的各種需求，使他們沒有遺憾地離開這個世界。 　　李偉介紹說，松堂醫院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實施治療醫生和臨終心理醫生相結合的治療方案，護士護理和２４小時生活護理相結合的護理方案，減輕臨終者肉體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恐懼、焦慮，盡可能不讓任何一位臨終者帶著遺憾離去。松堂醫院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當老人離開我們時，如果老人的親友不在身邊，我們的工作人員一定要緊緊地握著老人的手”。 　　在松堂醫院，治療和護理采取提高臨終者生命質量的姑息療法。治療主要通過用藥和其他一些療法盡量減輕病人的痛苦，緩解病人身體各部分的不適，盡量延緩病情的惡化。醫院用藥一般是一些消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