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數據顯示，2455家A股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銷售費用共計3227億元，約占同期營業收入的2.27%。不過多家藥企上半年銷售費用占營業收入20%以上，醫藥行業成重災區，與上市公司整體銷售費用水平形成了明顯反差。   　　付出總是為了回報。這么多藥企在銷售中大量投入，不可能是一個集體“失誤”，而必然是一個理性選擇，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相對其他行業來說，醫藥行業將錢花在銷售上更劃得來。   　　然而，大家都知道，藥品是特殊的商品，每種藥物都有其適應癥，只有在其適應癥范圍內合理使用才有價值，超出適應癥不合理使用，就會損害人體健康，甚至導致死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藥品的價值只能從其合理使用中獲得。新藥學術研究和宣傳非常重要，銷售費用較高可以理解。   　　遺憾的是，正因為藥品使用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普通消費者很難自己知道如何合理使用，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稱也常常為一些不良藥企所利用，為其過度營銷提供了某種“方便”。類似情況不獨在中國存在，國外也屢見不鮮。如今年7月，美國輝瑞制藥公司就在CSPI的壓力下，承認了旗下著名營養補充劑善存存在誤導性宣傳。不過，國外對藥企過度營銷處罰較重。而我國對違規宣傳處罰力度不夠。   　　當然，遏制過度營銷僅靠處罰是遠遠不夠的，更關鍵的是要減少藥企與醫生、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買的沒有賣的精，一個藥品的缺陷，往往只有藥企最清楚，如果他要將一些不利信息隱瞞起來，那么公眾就確實很難知道。如今年，一份被某大型跨國藥企雪藏了15年之久的“案卷”被揭開，就顯示有65000份不良反應病例及15161份死亡病例被隱瞞，而這些病例涉及了其在全球暢銷的8種藥品。   　　減少信息不對稱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企業盡量主動披露信息。   　　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企業覺得主動披露劃得來，抱著僥幸心理隱瞞劃不來：一是要對主動披露信息的企業給予良好的信用評價，而對于隱瞞信息的企業，要追究其侵權責任，經濟上罰到他“傾家蕩產”，輿論上讓他“遺臭萬年”，加大隱瞞不良信息的成本。今年10月1日起要施行的《藥品安全“黑名單”管理規定（試行）》就是一次好的嘗試。二是要給媒體以充分的自由，讓他們為公眾提供更多的信息。媒體間存在競爭，為了收視率、閱讀率，他們都愿意進行“曝光”。實踐證明，這幾年藥品食品質量問題的暴露，媒體做了大量的貢獻。三是支持行業協會建設和第三方機構、公眾的監督和舉報。如8月2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發布的《加強藥用輔料監督管理的有關規定》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有利于共同維護藥品質量安全。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消費者，即“掏腰包人”的監督。但藥品，特別是處方藥，普通個人的合理用藥知識有限，自己掏腰包自己監督幾乎是不可能的，醫生往往成為他們的決策人。這也是醫生為什么經常成為藥企主要公關對象的原因。但如果國民都參加醫療保險，讓醫療保險機構成為“埋單人”，讓他來行使“埋單人”權利，那么肯定不但是可靠的，也必然是可行的。他們作為一個機構，有能力聘任專家來制定合理化用藥標準，并監督執行，同時作為利益相關方，他們肯定也有這個動力。這也是國外藥企行賄醫生情況沒有那么普遍的原因。   　　總之，藥品銷售費用畸高，提示我們醫藥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非常嚴重，而要改變這一現狀，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作者：戴緒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