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藥業創始人、現任董事長徐鏡人軍人出身，性格耿直，有著典型的“少說多做”的企業家特質。而揚子江藥業副董事長徐浩宇，除了每年跟父親一起出現在富豪榜上之外，很少在媒體露面。

有著41年歷史的揚子江藥業，外界看來似乎在悶聲發大財，但徐浩宇新近接受《英才》記者采訪時，講述最多的卻是“內憂外患”之下，民營制藥企業的艱難前行。

所謂“內憂”，即醫療體制的改革之路漫長且坎坷。在徐浩宇看來，中國的醫療體制要得到根本性改善，必須中西醫并舉：“大家都在抱怨看病難看病貴，中國國情復雜、人口多，醫改確實不容易。但很少有人想一想，病是怎么得的？如果能從醫療文化上來做出改變，將會事半功倍。”

然而，在西方文化的侵蝕下，有著5000年歷史的中醫中藥發展艱難，即使是曾靠中醫起家的揚子江藥業，目前的產品結構中，西藥也超過九成。

所謂“外患”，即外資藥企紛紛來華，且逐漸將重點轉移到仿制藥領域。既無技術優勢、又失去成本優勢的本土制藥企業，該如何與之競爭？

生死時刻

去年，揚子江藥業聘請了一位外籍顧問Mark。Mark從百時美施貴寶退休前，主要負責研發。現在，他每季度來揚子江藥業待兩星期，專門負責篩選藥物。

“有一次，一個川大的院士做了一種新藥，讓Mark去幫忙評估，他只花了兩個小時，就把這種藥的利弊說得清清楚楚，”徐浩宇感嘆道，在國內很難找到像Mark這樣的專業人士。

在新藥研發上，中國的制藥企業幾乎無力與外資藥企競爭。國內所謂的創新藥，大多數都并未通過美國、歐盟認證，無法銷售到歐美市場。

徐浩宇也坦承，揚子江藥業的研發投入不到收入的5%，雖然在國內藥企中已經算比較高的水平，但根本無法與那些動輒投入15%-20%的跨國制藥公司相比。

“10年前，日本就由政府出資80%，聯合各大學、院所做研發，將成果賦予企業生產，企業支付另外20%的研發費用，最終一大批企業得到了很好的技術。很多歐美國家也采用這種方式，但我們至今還沒有很好的研發機制。”

在徐浩宇看來，除了機制落后外，人才問題也是制約中國藥企發展的瓶頸之一：“中國留學歸來的專業人才，大多是搞藥物研發的，很少人搞藥物研發管理，后者需要管理藥物研發的整個鏈條、需要對各個環節都了解，所以要有非常豐富的從業經驗。”

在創新藥方面，機制和人才的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而在仿制藥方面，人口眾多的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是最大的市場。隨著創新藥專利到期潮的來臨，跨國藥企開始紛紛強勢出擊這個巨大的市場。

在揚子江藥業的大本營——江蘇泰州市，今年初，跨國制藥巨頭阿斯利康宣布投建其全球最大的獨立生產基地，該基地除了生產原研藥之外，也將生產品牌仿制藥。

對揚子江藥業這樣主打仿制藥的本土民營制藥企業來說，既缺少技術和品牌，又將逐漸失去成本優勢，該如何與阿斯利康這樣的跨國巨頭競爭？

“壓力很大。”徐浩宇坦承中國制藥[2.15 -1.38%]行業現在到了“要么改變、要么死亡”的關鍵時刻：“國內企業必須考慮另辟蹊徑。”

蹊徑何在？

揚子江藥業在成都的子公司正在跟一家德國企業談合作，“他有幾個新藥打算放到中國來，我們幫他做生產和銷售，把我們公司的股權賣一部分給他。”

“其實國外有些排名并不靠前的藥企，不了解中國市場，怎么跟他們合作，這是很好的機會。談得好還可以利用對方的渠道到國外去。”徐浩宇認為，和外資藥企的合作值得挖潛。

早在十年前，揚子江藥業就開始了國際化的道路，雖然規模和聲勢不算浩大，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實。

2003年，在經過與默克公司的激烈競爭后，揚子江藥業獲得了香港特區政府的采購訂單，用于治療心血管疾病的依那普利片，成為第一個打入香港市場的內地化學制劑藥品。

今年3月，揚子江藥業生產的80萬粒奧美拉唑腸溶膠囊發往德國。其實，打開以準入“苛刻”著稱的歐盟市場的大門，對揚子江藥業來說并非“意外驚喜”，而是“意料中事”。

“我們參照的是美國、英國、日本、歐洲4個《藥典》的要求，”徐浩宇表示，揚子江藥業目前已有不少產品達到這4個《藥典》的標準，“我們的目標是，‘十二五’期間，所有產品都達到這個標準。”

徐鏡人曾這樣總結揚子江藥業的獨特戰略：不搞兼并聯合、不盲目上市、不搞自己不熟悉的產業。對于父親的“三不”政策，徐浩宇笑稱：“那是因為他從前吃了點兒虧，現在年紀又大了，更不愿意跟別人攪合在一起了。”

雖然徐浩宇承認不上市也有不上市的好處，但未來上市是必須的、兼并收購也是必須的。“對于小型企業而言，最好的發展機遇已經過去了，現在比的是實力、思維、資本。對于資本市場，小型企業一定要盡快進入，否則4600多家藥企，估計‘十二五’期間至少會淘汰1000家。”

至于“不搞自己不熟悉的產業”，在這一點上，徐浩宇與父親的看法倒是相當一致：“揚子江堅持做藥，不跨任何一個行業。不過，真正要想把醫藥產業做強做大，我認為可以在健康領域發展，做藥、做機械、做健康保健品，這都可以，但不能脫離這個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