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并不為人熟知的群體，他們照顧著一群特殊的病人——精神病患者，并由此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壓力。他們每天都面臨著不可預知的突發狀況，耳光、毆打、傷害……甚至還有社會上不公正、不理解的目光。   　　本報記者走進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這是一所專門收治精神病患者的醫院，通過對那里醫護人員的采訪，記者感受到了他們生命中的難以承受之重。   　　好在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草案）》，此舉標志著我國朝著舉全社會之力、依法開展精神衛生工作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   　　對精神病醫護人員來說，這或許是前進的最好動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精神病科醫護人員的工作”   　　“名次我不要了，讓我講完行嗎？”今年8月中旬，在一場由哈爾濱市總工會舉辦的職工演講比賽中，來自哈爾濱第一專科醫院選手孫婧媛的演講超過了規定的5分鐘，當主持人告訴她再不結束就要被扣掉10分的時候，這個女孩在臺上一下子哭了起來。   　　現在再回想當天的比賽，孫婧媛有些不好意思：“我去的目的其實并不是為了拿到什么名次，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理解精神病科的醫護人員。”   　　正是這爭取來的時間為她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并幫她在被扣掉10分的情況下獲得了比賽的三等獎。   　　“我覺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精神病科醫護人員的工作。”面對記者，孫婧媛說。   　　26歲的孫婧媛2007年畢業于大興安嶺職業學院，畢業后她通過事業單位考試，成了哈爾濱第一專科醫院的一名護士。   　　與其他同學到醫院就下病房不同，孫婧媛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接受三個月的業務培訓。“我們培訓的第一個內容就是如何使用約束帶。”孫婧媛說，精神病科的病人與普通病人不同，因為疾病的原因，他們中有人會自殘或傷害他人。遇到躁動厲害的病人，就必須用約束帶把他們固定在病床上。   　　除了學習使用約束帶，孫婧媛要學的還有很多。   　　“培訓老師告訴我們，交接班的時候，務必要清點剪刀和止血帶，少一個都不行。給精神病患者送藥，還要堅持做到‘三到’——到床邊、到口、到胃。有的患者認為自己沒病，給他藥他也不好好吃，要么扔掉，要么藏起來。這個時候你就要哄他、騙他。比如跟他不停地說話，看看藥是不是藏在舌頭下面了，告訴他多喝水對皮膚好，讓他多喝水以保證藥能夠進入胃中。”孫婧媛說，這些都是她在上學時沒有學到的，也是在綜合醫院工作的護士根本不需要做的。   　　為了達到目的，孫婧媛在工作中哄、騙、勸，無所不用，一天下來不知道要多說多少話，而且，有的病人根本不聽或聽不懂她的話，說急了，就會被病人打一巴掌、吐口水。有一次，她在給一個狂躁病人綁約束帶的時候，手腕處被掙脫的病人咬得鮮血直流。   　　即便如此，她也從來不敢對病人發脾氣，只能將怨氣存在自己肚子里。   　　“說實話，我也有煩的時候，但當著病人和家屬的面，就得笑臉相迎。精神病患者有時候特別敏感，你表情、眼神不對了都容易刺激到他們。”孫婧媛說她回到家后經常一句話都不想說，有時候到婆婆家里吃飯她也不說話。不是跟老人關系不好，而是糟糕的心情讓她一說話就想吵架，她怕老人生氣。但回到自己家后，她常常會跟老公來一頓高分貝的“無理取鬧”。   　　“沒辦法，我需要宣泄一下。”孫婧媛說。   　　而她丈夫有時開玩笑抱怨說：“我覺得你對待患者比對待我好多了。”   　　剔骨尖刀扎出的傷疤   　　現在，不管夏天的天氣有多熱，綦若軒在母親面前都不敢光膀子，總是穿著一件背心。每次要換背心的時候，他都要到母親看不到的地方去換——在他的左肋處，有一道不想讓母親看到的傷疤，那是被一個病人用剔骨尖刀扎傷的。   　　“2003年的時候，有一個病人在家里發病了。家屬弄不了他，跑到醫院跪在地上求院里派人去把他接來。我帶著一個新來的大學生去接他，上樓時我發現門口堆了一盆羊肉串的鐵釬子，那時我就預感不好，跟我去的那個大學生要去拉門，被我拽回來了，但就在這時門開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一把剔骨刀就扎進我的左肋了。”   　　在別人看來，綦若軒的腹膜沒有被扎穿是不幸中的萬幸，撿回了一條命。但在綦若軒看來，最萬幸的是他把那個上去拉門的大學生給拽了回來。“要是他上去了還不知道怎么樣呢。”   　　還是這個病人，不久后在另一家醫院的醫生來接他去住院的時候，當場殺死了那名大夫。   　　一直到現在，綦若軒都不敢告訴家里老人自己受傷的事兒。   　　“干這一行，有時連找對象都難。”綦若軒說。   　　在綦若軒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很多人都給他介紹過對象。但一聽說他是精神病科的醫生，有的姑娘就不來跟他見面了。后來，介紹人就說他是專科醫院的大夫。“時間長了，人家總要問你是‘哪個專科’的大夫啊，這就瞞不住了。”說了實話之后，綦若軒發現，下次再約會就悄無聲息了。   　　“到這些年才稍微好了些，人們聽說我是精神病專科的大夫不再躲著了。”綦若軒說，隨著國家的重視和人們觀念的改變，精神病科的醫生護士不再像從前那樣受歧視了。   　　“國家會越來越重視精神科工作的”   　　“你姓白，你是精神病院的大夫，我認識你。你人不錯，我今天不罵你。”   　　“你認錯了，我不姓白。”   　　其實她姓白，她叫白玉霞，2004年就從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的放射線科退休了。   　　白大夫不止一次地對記者說：“和我的同事們比，我的壓力是最小的，我在的放射線科簡直就是我們醫院的‘天堂’。”   　　2003年，就是在這個被稱為“天堂”的地方，當白大夫給病人擺好姿勢，正要回操作室操作時，被病人拿著拍片用的暗盒砸了個正著。   　　“我當時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過來后滿臉都是血。”白大夫說，她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地上一頓大哭——就像30年前一樣。   　　1973年春節，剛參加工作一年的白玉霞去收發室取報紙，忽然聽到有人喊病人跑了。她回頭一看，一個比她高出一頭多的女病人迎面跑來。白玉霞連想都沒想就沖上去要抱住這個患者，結果迎來的是患者的一記拳頭。   　　“當時一下子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有將近一分鐘都沒上來氣。氣沒上來，我的眼淚先下來了。”白玉霞回憶說，當時她也是坐在地上一頓大哭。哭完后起身發現，屁股底下坐的冰都化了。   　　多年的工作經歷讓白玉霞有了一個“怪癖”，不能容忍別人在她身后走。   　　“曾經有一次我進病房，一個病人從門框上跳下來把我壓趴在地上，騎到我身上敲我的腦袋。所以，我特別害怕別人在我后面。”白玉霞說，后來她就長了個“心眼”，開病房門后先問一聲有沒有人。但就是這樣也有保不準的時候，一次，她剛打開病房門，還沒開口問，一個女患者從門后沖出來給了她一個大嘴巴。   　　2004年，因為身體的原因，白玉霞提前從醫院退休，本以為從此不必再擔驚受怕了，但沒想到的是，后來她新買的房子附近竟然住了兩位曾經的患者。有一天，當她抱著小孫子在樓下遛彎的時候，一個病人認出了她并問她是不是姓白，她趕緊否認。還有一次在逛街的時候，一個病人一邊高喊著“白大夫”一邊向她跑過來，嚇得她趕緊找個角落躲了起來。   　　退休這些年，白玉霞時常會想起過去上班時的一幕幕：1971年剛畢業時被分配到這所醫院，報到那天看著滿院子的精神病患者不敢進門，她在大門口足足站了兩個多小時；第一次進病房，她嚇得心怦怦亂跳；每次交接班時清點人數，緊張得都像打仗一樣；值完夜班后的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后，整個人幾乎都要癱倒在地上……   　　但白玉霞最難忘的還是工作的第一天，醫院里插滿了紅旗，墻上貼著“歡迎1971屆畢業生來我院工作”的大標語。當天，院里還特意舉行了一個儀式歡迎37名新來的畢業生。   　　“那天，一位老師非常熱情地對我們說：‘同學們，請大家相信，我們將來一定會好的，國家會越來越重視我們精神科工作的’。”白玉霞說，這句話，她記了一輩子。但直到現在，她才感覺30年前的美好希望在一點點實現。   　　就在今年的10月26日，經過27年的醞釀、磨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草案）》，其中規定，全社會應當尊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同時，應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規定給予適當的津貼；精神衛生工作人員因工致傷、致殘、死亡的，其工傷待遇以及撫恤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白玉霞認為，這樣的法規出臺，是對她幾十年辛苦付出的最大認可。（張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