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在學習蘋果的喬布斯時，總結了許多喬布斯管理企業的經驗和特點，有人說喬布斯是一個偉大的管理者，也有人說喬布斯是一個偉大的創新者，也有人說喬布斯是一個偉大的企業家，這些溢美之詞形容一個偉大公司的開創者并不過分，因為在中國人的理念中就有成者王侯敗者冦的說法，一旦成功，各種贊美之詞恨不得全部用上，但是事實上喬布斯的確不是一個偉大的管理大師，也并不是人們所說的是一個精通管理的企業家。喬布斯只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和偉大的科技工程師，因為喬布斯人生大部分的時間是用在產品的開發和創新上，我們看到他病入膏盲，還參加新產品的推薦會，并親自把新產品的性能和亮點介紹給全世界的客戶。在管理事務上，喬布斯很少費心，但是喬布斯作為一個公司的CEO，不管理公司能行嗎？像中國公司，其實企業家的大部分時間用于開會、談心、布局，每天很忙，但都是疲于應付管理的一些具體事務，在中國還看不到一個把經歷都用于科技創新的科學家而把企業搞成功的例子。為什么喬布斯可以把精力全部用到產品的研發和技術上，而不用管理企業呢？因為蘋果公司根本不需要喬布斯管理，外部健全的法律環境和人文環境，給蘋果公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等的、公平的商業平臺。喬布斯不需要拉關系，因為內部是清晰的、完善的產權制度；不需要與員工談心，因為公司是大家的；更不需要與員工談精神、談理想和談感情。所以管理的閑人只有把經歷全部放在公司的發展和產品的開發上，這樣才造就了喬布斯。假如把喬布斯放在中國，他肯定成了談心高手，應酬高手和開會高手，如果不是那樣，他會被高層架空，被員工出賣，被組織誤解，被客戶拋棄，他也就不會成為喬布斯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要成就偉大的企業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定要建立公平正義的法律環境，一定要建立產權清晰的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只有這樣，中國的企業才能真正走向強大，中國的強國夢才能真正實現。我們從中國的歷史看，其實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從規模與數量上講，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偉大的企業家？中國古代的市場經濟為什么不能夠大發展？因為集市貿易要上升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關鍵在于組織的強大與制度對利益的絕對保證。杜絕人情和江湖文化而建立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仍然是中國企業要做的事情。

中國古代的四大名著《水滸》里的一百單八將能夠聚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像中國目前的一些公司現狀。一百單八將之所以聚在一起，很大程度上講是官逼民反，但更重要的是大家出于一個“義”字。從七位好漢劫了“生辰綱”上梁山開始的晁蓋時代，講究的是“聚義”，強調的是“兄弟之義”，在這里，義其實是一種“準血緣關系”的合作方式，這種合作方式有時甚至超過血緣關系,這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三國演義》中的劉關張“三結義”也是這種文化的體現。所謂“聚義”，講的就是大家以兄弟相稱，組織中的“大哥”便是領導，然后以“兄弟的大哥也是我大哥”的邏輯，來依次實現組織管理的權力分配。在獲得財富后，是大家人人有份，沒有一個分配的原則，一切以忠義為出發點，在排座次時也是體現了這種義氣文化，并沒有制定一個總的原則和標準。在制定分配機制上，也沒有清楚和明晰的界定，財富既是大家的，也不是大家的。也沒有統一的愿景，有的就是能吃飽飯，躲避犯下的官司；有的是引起朝廷的注意，等待招安；有的是想當王侯將相。這種以義為紐帶的制度體系其實一直充斥于中國企業中。因為義氣，一個組織在一定范圍內也可以減少交易費用，但是這個前提是在這個相對于封閉的“熟人環境”，如果隨著企業的擴大，一些生人進來，這種以“義”為前提的交易就會出現問題。比如楊志在攻擊晁蓋等人殺富濟貧的時候就質疑：“你們劫的十萬貫是如何分的，不就是在幾個兄弟之間分嗎？分給天下窮人了嗎？”憑心交易，論功行賞，這樣的江湖文化的好處是簡單與高效，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只適應于創業的幾個兄弟們。

正是準血緣的兄弟結義體系。中國商業活動中才建立不起現代企業制度。這是因為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減少交易費用的手段，大家都是兄弟，這就是江湖文化的特色，對生人講制度，但對兄弟對圈子中的熟人就要講情義了。“兄弟之間”談錢，那不見外了嗎？這是一方面，利益沖突是客觀存在的，萬一真出現矛盾的時候如何辦？解決的方法是“能人政治”，人們需要一個懂得江湖潛規則的“及時雨”來解決江湖紛爭，而老大解決問題的方式也非常簡單，那就是“義字當頭”，只不過這種“義”是局限于兄弟范圍的，為了兄弟可以犧牲其它人的利益，以情感與道德替代規則，獨裁便產生了。從情義開始，到獨裁結束，一部《水滸》也講清了中國組織與制度深化的邏輯主線。

按照產權經濟學的研究，制度是一種減少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的一種手段，現代企業制度就是適應更高級更復雜的經濟活動的產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我們現在的大部分民營企業仍然在延續著以兄弟情義的江湖文化。大部分企業沒有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沒有明晰的產權界定，也沒有嚴格和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組織機構和制度，只靠自己的權威和獨裁來以論功行賞的江湖方法管理企業，這樣的企業怎能長久，怎能成為蘋果呢？

我們很多民營企業在創業初期，用“義”來凝聚人心，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相當多的企業家心中，最好的組織方式仍然是“義”，最好的制度設計仍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們不能否認以義為紐帶的管理作用，但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光靠義氣的江湖文化已不適應企業的發展了，我們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畢竟是建立在另外一種邏輯之上，那就是尊重人格獨立與個人利益，并以此為基礎來設計組織與制度。只有健全的組織和制度才能有效的減少交易成本，只有清晰的企業產權制度才能徹底走出企業人心向背的泥潭，所以現階段中國企業面臨的不是掙錢不掙錢的問題，而是企業家自身能不能悟到企業是社會的，是大眾的這一看似簡單但很難接受的簡單命題，如果企業家真正悟到了這一哲學命題，才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但是無論你悟到與否，沒有清晰的產權和科學的組織和制度，你的企業無論聘請什么能人，都會走不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