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備受關注的《關于推進藥品流通領域改革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即將發布的消息在業內不脛而走。一周前，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志剛就透露該意見已走完程序。據知情人士透露，《意見》關于藥品流通規范、醫院處方外流、探索建立醫保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藥品供應商的談判機制等內容在業內已反復討論過。對市場影響最大的要數新提到的建立藥品出廠價格在線監測制度。九州通集團業務總裁耿鴻武告訴本報記者，《意見》已修改多次，他看到的最后版本有23個條款，建立藥品出廠價格在線監測制度是以前流通領域沒有提到過的概念，對整個行業的影響現在還難以判斷，具體會怎么執行有待觀察。

 

 

　　為引導市場形成合理價格，主管部門將定期發布藥品出廠價格等信息，并對臨床使用量較大的藥品，參考主導企業成本及藥品采購價格、零售價格等制定和適時調整最高限價，建立定期調價制度。

 

　　談到價格，很多企業敬而遠之。廣州市百寧醫藥有限公司質量負責人何永佳告訴記者：“藥品出廠價主要包括生產成本（研發成本、原輔料成本及人力、水電等運營成本）及流通費用、稅金、廣告、企業利潤等部分，進行動態、階段性的價格監測有利于各方有效地評估某一時段的價格，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壓縮流通環節的操作空間，加上藥品流通行業的批零差率本來就很低，在新版GSP推進加速的環境下，企業壓力還是蠻大的。”他認為，就藥價而言，目前有一種叫撇脂定價，這類產品以原研藥或獨家經營的產品為主，企業希望短期收回成本，定價較高；另一種是滲透定價，這類產品多是普藥，市場對其價格敏感，或是生產經營費用隨經驗的增加而下降等讓它們的定價較低，若實現藥品出廠價在線監測，這些藥品的價格體系都會面臨大調整。

 

　　有人擔心，企業以提高出廠價的方式縮小與中標價格的差價，進而規避上述政策。對此，余波表示，如果拼命壓低企業利潤，生產企業最后無法進行新藥研發投入。而合理定出藥品出廠價，同時明確流通領域的利潤，與做好藥品招標采購、供應體系都是相關聯的。余波在某藥企任營銷副總裁，在他看來，“特別是對需求量小，但又有配送要求的藥品，生產、流通企業都會面臨很大的成本壓力，進而影響到其積極性，從政策方面為相關企業提供利益保障很有必要。”

 

　　如果說前者側重對藥價的限制，那么建立談判機制就是對購銷行為的規范。專家稱，“談判機制可有效地理順藥品價格與質量、價格與銷量的聯動關系。”何永佳則認為，談判機制要依靠機制設計本身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如藥品配送模式和后續監督機制等因素，都直接影響對醫療機構的激勵與約束。而且，一般經營企業不會輕言放棄，即使是那些資金困難、效益低下、難以運作的企業，也大多會考慮轉型為不帶有GSP物流的公司，比如專業的學術推介公司，或是醫藥巨頭駐當地的辦事處。他們仍然在網絡或人際關系等方面擁有一些資源和優勢，此時或許是重構、提升藥品流通質量的一次很好的時機。

 

 

　　而醫藥流通行業還面臨著另一個現實：2011年以來，過半數A股醫藥商業企業的毛利率出現環比下滑。商務部日前發布的藥品流通行業運行報告顯示，去年以來國內藥品流通規模保持較快增長，但效益并不樂觀。“集中度的提高沒有現代化管理的理念、方法和系統來保障，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提高集中度。而現代醫藥物流則是要解決企業內部運行效率、供應鏈整合、行業整體水平提高的問題。”耿鴻武這樣對記者說。

 

　　目前，用現代方式改造原有落后的醫藥物流體系，實現庫存最小化、環節最少化、成本最低化和物流低碳化，是醫藥流通行業改革和整體水平提升的關鍵和方向。值得關注的是，為優化流通環節，《意見》還提出零售藥店是購藥的重要渠道。特格爾中國藥店采購聯盟理事長劉豐盛認為，這一政策信號將對零售藥店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這種鼓勵方式是好的，但其實施起來應該會比較困難，一旦醫院利潤來源受阻，而政府補貼又不到位，矛盾反而會進一步激化。

 

　　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的階躍就會遇到另一個難題。全國現有1.3萬家批發企業和42萬家零售企業，若按要求配備執業藥師，人員缺口很大。何永佳認為，“企業的硬件固然需要投入較多資金，對一些中小企業有一定的難度，但軟件方面的問題更令人擔憂，因為人員配備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文件系統的改造也需要一個過程。單看配備執業藥師這一條，人員缺口問題就很明顯。對提高行業整體效率，我們非常希望新版GSP的四個配套文件能有具體的措施。”

 

　　為引導市場形成合理價格，主管部門將定期發布藥品出廠價格等信息，并對臨床使用量較大的藥品，參考主導企業成本及藥品采購價格、零售價格等制定和適時調整最高限價，建立定期調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