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藥物化學家。他畢生致力于藥學教育事業和藥物研究工作，培養了大批藥學科學技術人員。在學術上最突出的貢獻，是對生命科學有關的核酸的堿基以及核苷、環核苷酸類化合物的研究，并在發掘中草藥寶庫方面做出了貢獻。 王序（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王序，１９１２年３月８日出生于江蘇省無錫市。幼年喪父，家境困難。大哥留學美國，回國后供職北京，遂把全家遷到北京。王序一直靠大哥供養，在北京上小學，后回無錫入輔仁中學。高中畢業后，進入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１９３５年畢業。１９３６年，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深造，在當時頗有聲望的斯巴特（Ｓｐｔ）教授門下當研究生，具體指導他工作的是威士利（Ｗｉｓｌｅｙ）教授。他在奧地利攻讀４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博士學位。１９４０年，王序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傾其所有，買了兩箱微量分析儀器和實驗用的小型玻璃儀器，取道香港回國。不料這兩箱用心血換來的玻璃儀器，竟被香港當局扣留。回國后在浙江大學化學系任教授（當時已遷貴州遵義），１９４１年，王序到北平研究院工作（當時遷至離昆明１０里的黑龍潭）。該院初創時沒有房屋，他就利用山頂上一古廟的大雄寶殿做實驗室，工作條件很差，無水無電。王序努力創造條件開展研究工作。他利用民用小炭爐作加熱工具，每晨揮扇生火，并請人從山下挑水上來，用一瓦缸架高在桌上，作為高位槽，在地下另放一缸，作為低位槽，供冷凝器循環用水。文獻資料不足，他便步行１０里到昆明市，再坐小火車到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查閱。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王序仍取得不少成果，并在國內外雜志上發表多篇論文。他做實驗注意節約原材料，并常常告誡同事們：我們國家窮，物力維艱，一定要節約，只要能得出精確實驗數據，盡可能少用材料。有一次因急用一個干凈的試驗瓶，一位助手在用水洗凈后，就用丙酮淋了一下，王序看到后就批評說：“這在國外是可以的，但我們的丙酮得來不易，怎可如此浪費！”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舉國歡騰，王序本想專心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豈知國民政府對科研工作毫不關心，當時臺灣已回歸祖國，正需要研究人員。在這種情況下，他變賣了所有的衣物，舉家回上海，然后轉赴臺灣工業試驗所。臺灣工業試驗所的設備雖然不錯，但接收大員并不關心科研，而是忙于爭權奪利，任憑日本人把珍貴儀器的重要零件拆走。王序目睹此狀，甚為痛心，不到３個月，便決心回北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序逐漸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振興中華、強國富民。１９５０年，王序任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１９５２年底改名為北京醫學院藥學系）有機化學教授、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年，王序當選為全國群英會代表，并出席全國群英會。１９５７年以后，他真誠地要求下廠，向工人學習，培養自己的工農感情。從１９５８年開始，他擔任北京醫學院藥學系代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時，王序受到沖擊，但他始終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黨一定會糾正，一定會雨過天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不計前怨，欣然繼續擔任藥學系的領導工作。１９７８年為系主任，１９８４年為名譽系主任直到逝世。他先后領導藥學系工作２０年，在藥學系除原有的藥化、藥學兩個專業外，新建立了化學專業。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養方案，都經過他的精心設計。對教師的培養，他也有完整的計劃，如藥劑學教員先在物化教研組打基礎，藥化教師先在有機教研組打基礎。幾十年來，他為藥學教育、科研事業做出很多貢獻，１９８３年，他以７１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王序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１９６４年，他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同年，擔任北京化學會理事長、中國化學會副秘書長。１９７８年，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１９７９年，當選為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１９８０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學部委員。１９８３年，當選為第六屆政協常委。他還曾任中國化學會副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藥學組副組長，北京藥學會理事長。 言傳身教 創立獨特的教學方法 　　王序大部分時間是在高等院校任教，講授過有機化學、有機分析、有機合成、單元作業、理論有機等課。他在古稀之年，仍不辭辛勞，親自上第一線，選用國外最好的教材，為藥學系學生講授有機化學。他的教學方法，不是讓學生死記，而是講重點、難點，尤其是著重介紹事物發展的過去與現在，設想將來，啟發學生思維，培養學生自學與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很多學生反映：“聽王先生的課，日后回憶，越回憶越有味……”他還主張要重視實驗，正確掌握實驗技巧，仔細觀察反應現象，錄取數據。他經常到學生實驗室看學生做實驗，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常說：“搞有機化學的人，如果手不行（即實驗技能不行），就等于廢物。”他在６０多歲時，還親自在實驗室里做研究工作，為大家示范如何做微量物質重結晶的方法。 　　王序十分重視師資培養工作，認為要提高教學質量，關鍵在于師資質量的提高。早在６０年代初期，他就提出：“青年助教帶學生實驗，必須做學生３倍量的實驗（最低限），并結合實驗閱讀有關理論及參考文獻，這樣才能保證實驗的質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斷教學，使得中青年教師基礎不夠，知識老化，王序提出青年師資必須從頭培養，加強數理基礎及實驗基本功訓練。他親自帶研究生多名，指導中年教師做深入的科研工作，對培養有機化學、植物化學的專門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王序很注意思想教育。他與研究生、科研助手們討論業務問題的同時，總是勉勵他們要刻苦學習，為提高中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去攻克一個個難關，攀登科學的高峰。他認為這是愛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感、責任感。針對當前青年學生做實驗大手大腳、浪費試劑等情況，王序經常以自己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那種簡陋的條件下做實驗的事例去教育學生、啟發學生厲行節約。他常說：“做工作是要有條件的，但更重要的是主觀上的努力。”由于他教書育人工作做得出色深入，院系有關部門的領導，在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時，常請他出來做動員報告，效果極好。１９８３年，王序對研究生入學教育的錄音報告，學校里至今保存并在必要時拿來教育學生。 　　王序十分重視言傳身教的作用。他認為大學畢業生，應該到艱苦地方去工作幾年，才能磨練意志。他自己從未休過寒暑假，組織上安排他去外地療養，他也從來不去。他的言傳身教，對學生和子女都起了極大的作用。１９６４年，他的第一個女兒大學畢業后，主動要求分配去大慶油田工作。這個女兒一直堅持在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已成為當地石油工業的技術骨干。 探索研究中藥成分的新路 建立核酸化學研究室 　　王序除教學以外，還長期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在國外期間，王序就曾經在植物有機成分的結構分析方面進行過研究，論文先后發表在德國《化學會志》等雜志上。回國后，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條件，王序致力于中藥成分的研究，成為我國較早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之一。抗日戰爭時期，研究條件極端困難，王序靠著熟練、精細的有機化學實驗技巧和堅實的有機化學理論基礎，用經典的有機化學方法，成功地研究了土大黃、丹參、射干等中藥的成分，并確定了它們的化學結構。這些研究論文，先后發表在《中國化學會志》和《英國化學會志》上。當時王序的大量工作，是做天然物的結構分析，但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也開展了天然成分的合成研究。在那時王序曾完成了香豆素類化合物的合成和發展了一個合成稠環角甲基的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為科研工作者創造了良好的工作條件，王序滿腔熱情地全力投入了為新中國發展教育、科研，培養人才的工作。王序始終堅持高等學校的科研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學科方向，走自己的道路，并盡量為提高經濟效益服務。王序先后領導了對中草藥益母草、鴉膽子、玉米鬚、錫生藤、豬屎豆、吊群草等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草藥的過程中，王序進一步提出了研究中藥必須與中醫的辯證施治原則結合起來，認為幾千年來中醫治病所使用的中藥不過幾百種，如果能用現代基礎醫學的研究成果來系統地研究這幾百味中藥，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王序不滿意經典藥理學篩選藥物的方法，他善于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為自己的科研設想服務。他敏感地發現近代生物學的一些方法，如酶和受體的試驗，可以快速地檢出很多有生物活性的微量物質，因此他在國內較早地提出用酶和受體的試驗，作為評價中藥有效成分的方法。他特別強調應該重視水溶性成分和微量成分的研究。在他的領導下和國外合作，對約３００余種中藥提取物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用酶和受體的作用解釋了一些傳統的動物模型不能說明的中藥作用原理，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結果。 　　在科研中，王序大膽創新，走自己的路。早在１９５８年，他就抓住了在生命科學中極有發展前途的核酸化學這一方向，從而提出了要建立系統的研究堿基、核苷、核苷酸合成方法的學科體系，結合抗腫瘤藥物的研究，尋找新藥。他的這一想法，得到衛生部的支持，并在１９６１年成立了由衛生部批準的核酸化學研究室。在王序的領導下，該室系統地研究了硫代糖、去氧糖、嘧啶、嘌呤類化合物的合成、核苷與碳苷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等。在含氮雜環的取代反應中，他發現了羥基含氮雜環化合物的不正常對甲苯磺酰化反應，這一發現為羥基含氮雜環的取代反應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為合成大量的化合物提供了方法。這項研究成果，由衛生部推薦給國家科技委員會作為科學技術成果歸檔（號碼０００８１２）并出版單行本。在堿基、核苷、核苷酸的研究中，一些設計的嘧啶、三嗪類化合物和它們的核苷，經藥理試驗表明，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 　　王序在科研中的創新思想，還反映在他敢于向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進行探索。他看到癌癥病人化療后，頭發脫落、身體消瘦的可悲情況，設想治療腫瘤不能單靠殺傷癌細胞。為此，他查閱了大量的文獻，包括他不大熟悉的生化、生物、組織等基礎醫學的文獻，認為ｃＡＭＰ系統在機體內對一系列生理、生化過程的調節控制作用，特別是對細胞的生長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