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學箕，預防醫學家，勞動衛生學家。他一貫注意邊疆、農村基層的衛生服務和人才的培養。在醫學教育中，重視實際，勇于實踐，創造性地總結出 “服務——教學——科研”相結合的現場醫學衛生教學模式，推動了預防醫學教育的發展，培育了大批高質量的醫學衛生人才，獲醫學教育改革優秀教學成果國家特等獎。他廣泛深入地研究了危害嚴重的職業性疾患，尤其在農藥中毒防治研究中做出了貢獻。 顧學箕（１９１１— ） 　　顧學箕，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０日出生于江蘇省青浦縣辰山張家村（今屬上海市松江縣）。他幼年時因村中無小學，只能寄居在青浦縣城的外祖母家就讀。１９３０年，于東吳大學第二中學畢業，當時目睹鄉間百姓屢遭疫病之災，無處就醫，于是立志學醫，考入滬江大學醫預科。他在醫預科期間，聆聽了國立上海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博士的演講，“醫生是福人的職業”，“要培養能為公眾服務的醫師”，句句話深深打動了他的心，堅定了他學醫的決心。他接受了顏福慶“為人群服務”的思想，立志學好本領，以科學救國，挽救民眾脫離罹病之苦境。他向往公醫制度的道路，愿服務于邊疆及農村，并以公共衛生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１９３２年，他考入國立上海醫學院，至１９３７年完成了５年的學業。在這５年中，他除學好醫學本科的課程外，還從事課外譯作，完成了《食物營養化學》（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和《醫學的境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兩書的翻譯工作。前者得到當時上海名醫宋國賓醫師的欣賞，并在他主編的《醫學評論》雜志上分期發表，后又以單行本發行。后者被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編為第３６０冊。此外，他也為當時在南京的中華自然科學社主辦的《科學世界》雜志撰稿。這些活動，是他學生時代將知識交給民眾的初步嘗試，也是他樹立正確的學醫觀念，刻苦學習的具體表現。　 當他在畢業前進行實習時，爆發了八一三事變，日本大舉入侵上海。他離開了條件較好的南京中央醫院，到后方軍醫院實習，為戰傷的官兵服務。由于他在校時努力學習，重視基本知識和技能的掌握，使他在畢業后的工作中，能較快地獨立承擔內外科常見疾病的診治，并具有強烈、鮮明的預防觀念。 　　８年抗日戰爭中，有７年他是在川、甘、青邊區的松潘、重慶青木關和內蒙古的伊克昭盟等地從事基層醫療衛生工作，培訓衛生人員，并密切關注當地衛生問題，隨時進行調查研究。他曾于１９４１年應考，獲取了蔡元培基金出國進修營養學的機會，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未能成行。１９４６年，他經考試合格，被選派赴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修公共衛生學，１９４７年獲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回國后在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１９４８年他受聘于國立上海醫學院（１９５２年改為上海第一醫學院，１９８５年改為上海醫科大學），以副教授的身分去嘉定縣（當時屬江蘇省）兼任衛生院（后改人民醫院）院長，組織管理農村衛生教學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兼任縣人民政府衛生科科長。１９５４年起，由于教學計劃的改變，他結束了在嘉定縣的工作。于１９５２年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衛生系婦幼衛生教研室主任，兼管營養衛生學科的建設。１９５３年，受命創建勞動衛生學教研室，并任該室主任至１９８４年，其間還任衛生系副主任、代主任等教學行政職務。１９８２年，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聘他為職業衛生專家咨詢組成員。１９８４年ＷＨＯ職業衛生合作中心（中國·上海）成立，他被任命為合作中心主任。他先后擔任衛生部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衛生標準委員會委員兼勞動衛生標準分委會主任委員、顧問，中華醫學會勞動衛生職業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兼勞動衛生職業病學會主任委員，中華預防醫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等職，還是國際職業衛生協會會員。 　　顧學箕在從事社會醫療衛生服務和醫學教學科研工作中取得了累累碩果。 創造性地總結出公共衛生教育的“服務—教學—科研”的教學模式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顧學箕在國立上海醫學院學習期間，隨師高鏡朗教授從事社會醫療服務，如當時滬郊太嘉寶救濟院的育嬰堂收容了５００多個嬰兒，高教授每周均去義務診療，顧學箕于假期內作為住院醫生，隨行學習和實踐。他雖在戰爭年代完成臨床實習，畢業后即去邊遠地區工作，但已具有較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善于處理各科常見疾病，包括營養性疾病、傳染病、寄生蟲病、外傷和中毒急救等。他從美國進修回國后，在兼任嘉定縣衛生院院長期間，與同濟大學醫學院林竟成教授合作，建立了嘉定縣農村衛生教學區（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的支持，１９５０年起，在嘉定縣內相繼辦起了我國第一個縣級婦幼保健所、護士學校，并成立了血吸蟲病防治站，組織臨時病房，治療血吸蟲病人，同時培訓了能開展群眾性預防工作的骨干人才。 　　在嘉定縣通過婦幼衛生和血防工作，初步建立了縣、區、村三級衛生機構，為以后發展而成的三級衛生保健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上海、浙江、江蘇、蘇北等醫學院的學生實習創造了條件。 　　５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的２０多年中，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醫學教學體制有了很大的變更，在成立衛生系、擴大從事預防工作專業隊伍的同時，取消了臨床醫學專業學生的公共衛生實習。顧學箕自擔任衛生系副主任，分管教學、實習等工作后，一直重視衛生系學生的現場實習，在實踐中，逐步感到學生僅在城市教學基地實習不能全面了解我國廣大農村居民的衛生要求和解決途徑。１９７３年，他又開始與上海縣合作建立農村衛生教學基地，帶學生去該基地工作和實習。他經常和臨床教研室的教師與上海縣醫務人員進行臨床會診或研究問題。８０年代初，上海第一醫學院承擔了中美合作的研究課題，和上海縣衛生系統與美國的專家一起進行了上海縣衛生服務的研究，獲得了可喜的成果。以后，經他積極努力，在此基礎上，上海第一醫學院與上海縣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４年簽訂了關于建立農村衛生教學基地的協議，使停頓了３０年之久的農村固定的教學基地重又活躍起來。 　　有了這個基地后，顧學箕進一步意識到在醫學教育體系中，不能只培養醫學生懂得臨床治療個體病人，而缺乏保護群體健康的整體觀念。當時醫學系學生的教學計劃中，雖有衛生學的課程，卻無社會實踐，以致學生學到理論而無實際體會，枯燥乏味，學生不感興趣，爾后也不能鞏固、提高和應用；其次，由于當時原有教材沒有結合臨床醫學特點，而是衛生系教學內容的縮影，學生學到的僅是衛生專業課的具體內容，缺乏預防醫學的整體戰略觀念，學生雖然學到不少知識，但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１９７８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他借此東風綜合長期在農村醫療衛生工作中的經驗，又汲取來自國際的信息，對我國的醫學教育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與見解，先后發表了３０余篇教學論文，主要的觀點有：（１）要貫徹我國“預防為主”的衛生方針，醫學教育不能只依靠衛生系師生的努力，必須同時重視培養學生數為當時衛生系十數倍之多的非衛生專業的醫學生，使他們具有預防醫學的基本觀念、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在畢業后的工作崗位上，除為群眾治療疾病外，還能參與有關群體保健的活動。（２）對醫務人員的醫德教育，不限于傳統的對個體病人的職業道德教育，而醫學面向人群，執行預防為主的方針，保護人群健康，更應是對醫生進行醫德教育的重要內容。（３）要實現預防戰略，應在醫學教育領域中將以往的“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更新為基本觀念、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三基”，理論和知識同屬一個范疇，可以合而為一即基本知識，而基本觀念是處于首要而關鍵的地位。所謂醫學的基本觀念，應包括：①醫學教育的目的，應以醫學所服務的對象為第一，既有個體，更不能忽視群體；②醫學為人民服務，必須以“三級預防”為指導思想，合理的治療屬第三級預防，工作重點應放在第一、二級預防；③課程和教材都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要按少而精的原則，服從學生學習的需要，預防醫學的教材應適合臨床學生的特點；④一個成功的醫生，必須懂得對病人及其家屬進行教育，提高他們自我保健意識，醫生不單要會治病，還應能進行健康教育；⑤醫生要能了解疾病的發生、發展和控制規律，疾病與病人所處的社會、自然環境和生活方式有關，要積極探索病因，這不僅對病人有利（早日康復，免除復發），也有益于促進和保護人群健康。 　　要樹立以上觀念，不是單純增加學生理論課的學時數，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經過他不懈的努力，取得領導的支持，通過試點，恢復了醫學生一個月的社會實踐活動，推動了醫學教育改革。１９８８年，他被衛生部推薦主編高等醫學院校教材，與副主編陸培廉及其他編委完成了觀念更新的《預防醫學》一書，供基礎、臨床、口腔醫學專業之用。 　　他長期在基層工作，經常及時總結衛生工作經驗。在邊區工作期間，完成了當地居民的營養調查，寫成２篇論文，分別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發表，成為我國研究邊民營養學的較早文獻。以后在嘉定期間共完成論文７篇，都是現場研究工作總結，對提高基層衛生工作水平均具指導意義。 　　恢復了上海縣教學基地以后，他與衛生系的教師一起，總結了數十年的辦學經驗，結合國際醫學教育新進展，提出了“服務—教學—科研”的模式，在國內外雜志發表論文８篇。此模式經實踐證明，效果良好，有利于地方，有利于教學、科研，得到了衛生部領導的重視和國內廣大教師的支持。他和上海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現領導一起獲得了１９８９年國家教委評定的優秀教學成果國家級特等獎。 為勞動衛生和職業病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不懈努力 　　勞動衛生學科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為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而建立的。面對危害嚴重的眾多問題，他逐步研究紗廠的女工衛生、電鍍工的鼻中隔損傷和皮膚潰瘍、高溫作業工人的防暑降溫和受害人數最多的礦工塵肺等一系列問題。隨著農業的發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