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6月24日訊　前天，南京人史阿姨特別著急，她吃了有大半年的“賽治”藥買不到了。據悉，除了“賽治”外，市場上原本還有國產藥“他巴唑”，這兩種藥的成分都是一樣的，通用名都是甲巰咪唑。但是與“賽治”相比，“他巴唑”的價格過低，過低的價格讓國內的生產廠家感到無利可圖，他們紛紛選擇了停產。 　　追求高利潤是商業的本性，因此無法將低價藥的生產寄望于商業的道德和自覺之上。低價藥停產消失的原因，還在于現有藥品管控制度的失靈，各個環節的相互脫離，使得“廉價藥”的民生利益很難獲得保障，相關的政策紅利也會面臨短效的境地。 　　藥監部門管藥品品種的審批與質量，對價格不承擔責任；物價部門雖然管價格，卻無法對生產品種進行限制；至于衛生部門，醫院用什么藥似乎也缺乏必要的限制，即便要求醫院使用廉價藥，但要是廠家不生產，也難免會被牽著鼻子走。國內的藥品品種審批，并沒有像國外的標準那樣嚴謹而科學，過多的“新藥”審批導致一藥多名的現象屢禁不止，同一種藥固然在成分上完全相同，但換一個名稱和包裝就可能在價格差距懸殊。假若藥品的品種審批，以及價格確定，依據的是其成分和配方，而不是名稱與商標，藥品名稱無論怎么變化，其生產的成本沒有變化，那么廉價藥就不會“一廉就死”，藥品的生產也不僅是生產廠家說了算。 　　“廉價藥見光死”現象之下，基本藥物只占總藥品市場的比例始終難以提高。低價藥大面積停產，也讓現有的藥品市場格局沒有改變，利益被深度綁架。 　　要改變這種現象，實現標本兼治，從長遠看就是在物品品種審批，以及價格核定上嚴格把關，多做減法少做加法，更多的要基于對藥品的成分和成本，而不是在商標、劑量上作文章，堵死藥品只換馬甲不換成分的生存空間。從短期上看，應當落實以下措施，一方面對藥企生產相應的廉價藥應有硬性規定，未經批準不能輕易停產；一方面應加大對廉價藥生產和銷售的政策扶持，激活相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總之，唯有管理部門真正承擔起責任來，公眾的權利才會獲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