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報道，6月20日，重慶黔江區馮家鎮中壩四組24歲的謝應敏突然覺得肚子疼得厲害，到衛生院檢查，發現體內有了膽結石，必須早做手術。 　　這消息讓謝應敏一家犯了難，膽囊切除這樣的手術鄉鎮衛生院做不了。說起到黔江區里的醫院做手術，謝應敏的公公歐庭安首先表示反對———5年前，他到區里一家醫院做化膿性闌尾手術，花了3000多元，太貴了！ 　　馮家鎮中心衛生院院長代安勇聽說謝應敏一家的爭論后，對歐庭安說：“現在看病拿藥是限額收費，像你做的那個闌尾手術收費不會超過1500元。”說罷又轉過頭對謝應敏說：“膽囊切除手術最高限價是2800元，還有40%的住院減免，如果你信得過我們，我們會專門從區醫院請指導醫生來為你做手術，價格絕對要便宜得多。” 　　一番話結束了一場爭論。6月30日，謝應敏在鎮衛生院成功地做了膽囊切除手術。7月7日，謝應敏出院了，整個手術及各種費用總共不到2000元。 　　多渠道籌資建衛生院(室) 　　“我們選擇在衛生院做手術，并不光是因為它收費便宜，現在衛生院的條件確實很好。”7月4日，謝應敏對記者說。謝住的是衛生院最好的病房———空調病房，這間病房還配備了電視、沙發。空調病房每天收費20元，如果是普通病房，收費只需9元。 　　住院部二樓一側是50多平方米的手術室，除了屋頂中央的手術燈，一旁還有麻醉機、心電監護器和一臺柜式空調。“謝應敏手術后進行了24小時心電監護。”住院部醫生羅昌瓊說。 　　在馮家鎮，衛生院無疑是全鎮最打眼的建筑———三幢貼瓷磚的樓房。在黔江許多鄉鎮都有這樣的說法，以前鎮里最好的房子在學校，現在則在衛生院。 　　實際上，就在5年前，黔江的鄉鎮衛生院還被群眾稱為“坐不進去人”的地方。“這是因為過去農村衛生建設資金就像‘撒胡椒面’，辦不了大事，后來我們吸取了教訓，把爭取到的所有項目資金全部‘打捆’使用。”黔江區衛生局局長羅奎說。 　　由于衛Ⅵ(世行貸款綜合性婦幼衛生保健項目)、衛Ⅷ(世行貸款重點改善貧困地區鄉村醫療衛生條件項目)等項目先后在黔江實施，幾年來，區里累計向上爭取各種資金1000多萬元，同時對鄉鎮衛生院配套建設按照每個地方25萬元的標準給予補助。按照“統一規劃、分步實施、一步到位”的原則，該區從2002年起實施衛生院改造和配套建設，先從條件最差的衛生院建起，每年3至5家，使鄉鎮衛生院改造一家，就搞活一家。 　　截至去年底，黔江一半以上的鄉鎮衛生院完成了業務用房、輔助用房、院內環境和職工宿舍配套建設，所有的鄉鎮衛生院都配備了基本的放射、心電、B超、檢驗、手術“五大件”設備。 　　“今年8家衛生院正在進行配套建設，明年所有鄉鎮衛生院將完成配套建設工作。”羅奎說。 　　最基層的村衛生室咋樣呢？ 　　3年前記者在黔江采訪時看到，村醫在家行醫，豬圈就在屋旁，農民要輸液就坐在院壩的凳子上，條件很差。 　　7月5日，記者來到馮家鎮照耀村衛生室，村醫鄭覺正在給一位發燒病人輸液。 　　正在輸液的李澤秀說，現在看病有專門的衛生室，輸液還有床位，比以前好多了。 　　“把衛生室從家里搬出來才4個月，花了3.8萬元用于征地和修房子，除了區政府補助的5000元，其余的錢全是我自籌的。”鄭覺說，這個衛生室一天多則十多個人來看病，少則兩三個人，上個月毛收入4000多元，純收入有800多元。 　　“產權歸衛生院，那3萬多元的投資好久收得回來？”記者問。 　　“這個不必擔心，如果我不想當村醫了，這些錢是要退的。”鄭覺笑笑說。 　　鄭覺說的，是黔江區多渠道籌集資金建村衛生室的運作方式。它歸納起來就是六句話：村醫投資、政府補助、產權歸公、分年折舊、離任退款、滾動運行。 　　像鄭覺所在的這類規范化村衛生室，到2005年底，黔江已建成127個，占村衛生室總數的70%。 　　衛生院結成藥品招標同盟 　　今年4月初，一個腎炎患者到馮家鎮衛生院開了3副中藥，共6.2元。起初，這位患者以為6.2元是一副中藥的錢，就向藥房遞上了20元，沒想到藥房給了他3副中藥，還找補了十幾元。他連聲說：“真沒想到，這里的藥這么便宜。” 　　2002年前，黔江區各鄉鎮衛生院各自進藥，價格混亂，衛生院的藥價常常比個體藥房高。不少農民只看病不拿藥，出門就到個體藥房買藥。 　　2002年6月，藥品大降價活動在黔江鄉鎮衛生院拉開帷幕，代安勇當時在黑溪衛生院當院長。他說，那次降價對鄉鎮衛生院無疑是一次“地震”。 　　“根本想不通，那時衛生院沒有設備，就靠賣點藥找錢，藥品上利潤薄了，簡直如同斷了衛生院的命脈。”代安勇說。當月，黑溪衛生院的收入從1.7萬元降到1.2萬元。 　　而區衛生局還規定，鄉鎮衛生院月門診次均處方不得超過15元，村衛生室不得超過10元，觀察病人臨時輸液次均處方費用不得超過40元。 　　6月，每個衛生院的收入都直線下降。但到7月，在衛生院看病拿藥消費降了一大截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那些以前不敢到鄉鎮衛生院看病的人也慢慢走進了衛生院，衛生院的收入下降幅度減小。到了8月，衛生院收入居然開始增加。 　　“價格降不下來，就不能緩解農民看病貴的問題，也不能長期解決衛生院的生計。只有價格降下來了，良性循環才能形成。”羅奎說。 　　在零售藥價降下來之后，黔江所有的鄉鎮衛生院結成“同盟”———藥品招標聯合體，統一采購藥品和醫用耗材，降低進價。各鄉鎮衛生院長輪流擔任召集人，每3個月集中詢價采購一次藥品，公開招標。 　　代安勇被推舉當上了今年第三季度采購領導小組組長。“一次要進2000多種藥品和耗材，村衛生室藥品由鄉鎮衛生院代購，一并納入集中詢價采購。”代安勇說，“這樣做既降低、統一了藥品和耗材進價，最終又能保證零售藥價降低。” 　　根據集中招標采購藥品的價格，黔江區衛生局制定了535種西藥、613種中成藥和374種中藥的最高限價。藥品價格比以前有了大幅度下降。 　　代安勇舉例說，比如以前白云山制藥廠生產的環丙沙星，6顆裝的零售要2元左右一顆，現在2.5元一盒；頭胞派酮舒包坦納1克裝的以前要三四十元，現在只要2.9元。 　　衛生院長實行“三制”改革 　　張德兵到蓬東鄉衛生院當院長已有3個多月了。“說實話，壓力大，比以前當醫生累多了，又要看病又要搞管理，每天忙完都晚上了。”張德兵說。 　　36歲的張德兵1996年從重醫兒科系畢業后，到黔江中心醫院當了一名兒科醫生。今年3月，黔江鄉鎮衛生院第一任聘用院長4年任期屆滿，區衛生局在全區衛生系統廣發“英雄貼”，招聘新一任院長。 　　張德兵加入了這次競爭，成為77個報名者中的一名。經過筆試、面試、組織考察和民主測評，張德兵過了關，3月底到蓬東鄉衛生院走馬上任。 　　公開競聘制，是黔江衛生局于2002年對鄉鎮衛生院院長實行“三制”改革中的“一制”。當年，公開競聘使27位平均年齡只有26歲的院長走馬上任。今年，又有像張德兵這樣的6位新人走上了院長崗位。 　　“三制”的其它“兩制”是任期目標責任制和風險年薪制。據羅奎說，這個制度來自海爾集團對部門經理實行風險年薪制的啟發。“要讓他們干得有想頭，又要遏制灰色收入，就必須給他們提高待遇，當然，他們肩上的擔子也會更重。”羅奎說。 　　在任期目標責任制和風險年薪制中，黔江鄉鎮衛生院院長的年薪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衛生局發的基本年薪，中心院每月500元，其他院400元。第二部分是風險年薪，每年參考本院職工收入，按照當年目標責任考核，稱職的院長拿職工1.5倍的平均收入。這意味著院長收入要想增加，先得把職工收入搞上去。第三部分是獎勵年薪，將衛生院當年結余中的10%-20%，作為院長的獎勵年薪。政策出來后，院長們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體現。 　　“為了實現考核目標，就要不斷降低費用，擴大服務數量，提高服務質量，吸引患者上門。”這是代安勇的體會。 　　2001年，代安勇任院長的黑溪衛生院總收入6萬元，2002年總收入翻了3倍，2003年有40多萬元，2004年有50多萬元，2005年增加到88萬元。職工平均收入也從2001年的二三百元提高到去年的1500多元，而他本人去年的年薪也不低，有幾萬元。 　　以前，黔江最好的鄉鎮衛生院年收入只有20萬元，而現在能達到100萬元。“鄉鎮衛生院‘活了’，農民才能真正看得起病，住得起院，健康水平才能得到穩步提高。”羅奎說。 　　鄉鎮衛生院何以煥發生機 　　1999年，在黔江建區以前，黔江區鄉鎮衛生院面臨和全國鄉鎮衛生院同樣的困境：1/3瀕臨解體，1/3勉強維持，只有1/3能正常開展工作。 　　原黔江縣有58所鄉鎮衛生院，有920多名工作人員，無學歷、無職稱的占了58.6%，醫生平均每天看的病人還不到4人次，病床利用率只有19%。情況最嚴重的杉林鄉衛生院正式職工跑光了，只剩下一名臨時工。這名臨時工一個月只有幾十元收入，口糧都得從家里背來。 　　而在當地農村，巫醫、游醫充斥醫療市場，不少農民得病無錢醫治，因病返貧、致貧的農民占當地貧困人口的30%，這成為黔江這個國家級扶貧工作重點縣沉重的負擔。 　　2001年，全國上下刮起了一股風———賣衛生院。政府該不該辦衛生院，如果要辦，怎樣辦？ 　　農村基層衛生體系賦予了衛生院更多的職能，它不是純粹的醫療機構，除了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外，還要承擔公共衛生的職責，同時還要承擔社會衛生職能。 　　2002年，中央決定，每個鄉鎮都要辦衛生院，為政府該不該辦衛生院的爭論一錘定音，給出了答案，但衛生院該怎么辦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解決。 　　幾年來，黔江在農村衛生體制改革中逐步探索出10條措施，其中絕大部分涉及到鄉鎮衛生院，比如對鄉鎮衛生院長實行競聘制、目標責任制和年薪制等。 　　今年3月，衛生部農衛司在黔江調研后認為，針對農村衛生基礎條件較差、投入不足、機制不活的問題，黔江區農村衛生體制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這表現在： 　　一是政府主導作用進一步加強，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