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調查表明，全國現有1億多各類精神障礙者，其中重癥精神病人約1600萬人。與此相對的是，全國注冊精神科醫師只有2.05萬人，護士3萬人，醫患比例高達1∶840，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醫患比例嚴重失衡的現實，導致70%的重癥精神病人沒有得到規范治療。 　　記者調查了解到，精神科醫生緊缺的背后，是職業特殊性與收入水平反差強烈的現實，為改變現狀，新《精神衛生法》明確提出，應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待遇水平。 　　6月24日下午5點多，30歲的王平診斷完最后一名患者后，離開診療室。 　　王平是北京一家三甲綜合性醫院的精神科醫生。5個小時里，她需要診斷20多名患者，即使中間不休息，分給每名患者的診療時間，平均也不過15分鐘，最快的甚至幾分鐘內就要判斷出病情。 　　在王平看來，這是一種無奈，因為有些病人需要交流半個小時以上才能診斷，但候診病人太多，根本來不及，“整個科室只有兩名醫生。” 　　精神科醫生的缺失在全國已成為普遍現象。 　　衛生部調查顯示，全國現有1億多各類精神障礙者，其中重癥精神障礙者超過1600萬人；相對應的，全國注冊精神科醫師只有2.05萬人，護士3萬人，醫患比例高達1∶840。精神疾病已在全國疾病總負擔中位居第一，約占疾病總負擔20%。 　　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郭紅利介紹，在精神科醫生嚴重缺失的現實背后，是他們待遇低、風險高、社會認可度差。這些因素更直接導致了高校內精神衛生專業“遇冷”。 　　身邊的風險 　　在北京安定醫院、北大六院、回龍觀醫院，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發作而致醫生受傷事件 　　這是一系列隱患的爆發。 　　兩個月前，安定醫院病房內，一名患者突然發病，砸破玻璃后準備跳窗，醫生王娣見狀連忙上去拉拽，被病人猛推一下，扭傷了手腕。在王娣看來，這種程度的意外是再普通不過的了。此前，醫院里另一名患者發病，將醫生從樓梯上推下。 　　王平也不只一次遇到過危險。三年前，她剛參加工作不久，出診時一名精神分裂癥患者當場發作，用力推搡王平，甚至險些拳腳相加，好在病人家屬在場，將病人強行拽走。 　　2009年3月，北京懷柔精神病專科醫院安佳醫院三病區主任楊仕全，被自己治療的精神病人殺死在辦公室里。兇手是一名狂躁型精神病人，總是揚言殺人，經常玩弄刀具，醫院對其診斷為偏執型人格障礙。這也是北京首例醫生被病人有預謀殺害的事件。 　　類似的案例不僅發生在北京。 　　去年6月，廣東梅州興寧市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內，兩名醫生被已經離院的患者殺害。當時在場的護士介紹，兇手曾在此住院8次，因懷疑治療效果不好，曾想殺院長，案發前先去了院長辦公室，發現大門緊鎖才折回精神科。 　　據了解，在北京安定醫院、北大六院、回龍觀醫院，每年有近百起因病人突然發作而致醫生受傷事件。面對潛在的危險，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由于精神病人有免予刑事追責的可能性，所以只能不斷提醒醫生注意安全。　精神科醫生的精神問題 　　有三四天的時間，醫生王平的腦海中不斷出現那名狂躁病人斥責她的畫面，在人多的地方，她也漸漸覺得不安全，心里開始莫名的煩躁 　　6月24日，狹小的診室內，一名神情木然的中年女子，坐在王平面前。診室外，七八名病人焦急地等候，等不及的病人來回踱著步，甚至敲打房門。 　　因為和丈夫感情不和、家庭破裂，最近幾個月，這名女子很少說話，也很少笑，神情也恍惚了。這是兩人第一次對話，王平詳細了解了女子的興趣愛好、情感經歷，并試圖讓她回憶一些開心的事。診療持續了近20分鐘后，王平給她開了一些抗抑郁藥物。 　　王平幾乎每天都要聽病人傾訴苦惱，這讓她有時覺得，自己的精神也出了問題。 　　6月初，她在治療一名狂躁病人時，不管怎么勸病人都聽不進去，加上門外候診的人越來越多，這名患者險些發病，“病人在人多的地方會害怕，擔心有人害他”，久而久之，這種情緒也會傳染到王平身上。 　　有三四天的時間，王平的腦海中不斷出現那名狂躁病人斥責她的畫面，在人多的地方，她也漸漸覺得不安全，心里開始莫名的煩躁。 　　當自己無法調整時，王平也有她的“心理醫生”——大學期間的導師，“找一個自己信任的人，傾訴心里的苦悶，接受老師的心理輔導。” 　　在安定醫院等精神病專科醫院，專家和主任醫師也會以心理督導的名義，給年輕醫生進行輔導，讓他們認識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但這種輔導只能疏解醫生的心理壓力，卻無法改變外界對這個職業的認知。 　　幾年前，安定醫院的精神科醫生王娣去相親，當男方聽說她是精神科醫生后，連面都不見了，“人家覺得我天天跟精神病人打交道，擔心我的精神也不正常。”王娣說，外人都叫他們精神病醫生，后來自己只好先介紹自己是醫生，熟悉了再說是精神科的。 　　讓王平傷心的是，精神科在綜合醫院成為邊緣科室，其他科室的醫生甚至對精神科的性質一無所知。 　　每次各科室給病人會診，王平參與其中，會覺得受到“侮辱”。內科外科診斷完了，輪到精神科診斷時，就有醫生喊，下面請精神科診斷，“醫生們都會撇著嘴偷偷地笑。”王平說，就好像精神科的醫生精神也有問題一樣。 　　這種對精神科醫生的偏見，讓王平有些失落，學了這么多年，卻沒有成就感。 　　窮醫生 　　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精神科醫護人員的收入比同級別醫院的其他醫生至少低三分之一 　　精神科之所以在綜合醫院里是邊緣科室，王平認為，主要原因是不能給醫院創收。 　　按照規定，精神科醫生治療病人，主要治療方法是問診，其次是開藥，每問診15分鐘收5元錢，忙活一上午，收益不到200塊錢，還不如其他科室給一個病人開藥的收益。 　　作為專科醫院的安定醫院，精神科專家門診每15分鐘收費也只是14元，普通門診每15分鐘收費5元。 　　“這跟醫療衛生系統的補償機制有關。”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基本全部用在基礎建設上，醫院的創收主要依靠醫療設備收費和醫生開藥，但對于精神科醫生而言，治療精神病患者，方式主要是交談、傾聽，開藥數量很少，設備使用的次數更少，由于不能給醫院創收，直接導致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王平說，工作三年來，每月的收入只有4000多元。前兩年，因為不相信收入都這么低，她曾跳過幾家綜合性醫院，最后卻發現各家醫院精神科的醫生收入都差不多。 　　事實上，不僅綜合性醫院的精神科醫生收入偏低，即便在精神病專科的三甲醫院安定醫院，收入也不高。 　今年34歲的王娣，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畢業，已經是安定醫院主治醫師，可是一聊起收入，就會很慚愧，“底薪2000多，獎金能拿3000元就不錯了。”外人一聽她是醫生，覺得既風光又賺錢，可實際上，她一直很難接受高風險、強壓力與低收入的反差，以至于很少和別人說起自己的收入。 　　針對精神科醫護人員總體的待遇水平，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介紹，收入要比同級別醫院的其他醫生至少低三分之一，醫院的整體收入甚至是綜合性醫院的十分之一。 　　高風險與低收入的現實，讓精神科的醫護人才嚴重流失，與數量龐大的精神疾病患者比例失衡。 　　50%專業人才流失 　　2010年，王平在北大醫學部博士畢業，6名精神衛生專業畢業生，只有3人選擇當精神科醫生 　　在國際精神衛生行業，平均每10萬人中有4名精神科醫生、13名護士；我國是1.5名精神科醫生和2.2名護士，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月25日，中午服藥時間，安定醫院14病區，一名醫生和兩名護士推著運藥車進入病房，十幾名病人聞訊后一哄而上，把醫生團團圍住，場面混亂。 　　副主任醫師李曉虹說，每天她和不到10名醫生、20名護士，要照顧整個病區的60多名住院患者，其中還要有幾名醫生承擔門診任務，而在門診，30余名醫生每天要面對1000余名患者，“我在美國學習時看到，20名病人就有40名醫生照顧。” 　　記者了解到，安定醫院有精神科醫生160余人，還缺40人。連續招了兩年只招到6名醫生，每年還有一兩個醫生辭職。 　　高風險與低收入的反差，不僅影響到了精神科醫生這一行業，也影響到了人才出口——培養精神科醫生的院校。 　　首都醫科大學精神衛生專業研究生導師陳群說，盡管就業不成問題，但較低的從業收入和每年七八千元的學費，讓很多學生不愿意報考這個專業。該專業共有11名研究生導師，但每年能招上來的碩士研究生也只有11名，博士生3到4名，和醫學部其他專業相比，導師學生1∶1的比例低得不能再低。 　　2002年，王平考入北大醫學部，8年碩博連讀。碩士期間選專業時，200多人的醫學部，只有6名學生憑興趣選擇了精神衛生專業，其他學生則選擇了內科、外科。2010年王平博士畢業時，只有3人選擇當精神科醫生，其他人都去了醫藥公司。 　　對此，陳群說選擇專業除了自愿原則，也要看成績、業務能力和答辯等因素，“精神衛生專業的生源素質，總體并不高。” 　　根本還是“錢的事” 　　專家郭紅利認為，精神科醫生作為特殊職業，政府應全額撥款，保證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人才匱乏導致的后果，是精神病人的治療得不到足夠保障。 　　從業14年的李曉虹說，精神疾病患者不同于普通病人，醫生需要根據每個病人的情況，進行個性化治療甚至終身治療。然而，這種治療方式大大受制于醫護人員的短缺。 　　治療精神疾病患者，需要醫生護士、心理治療師、康復訓練師和社會工作者的幫助，是一個系統長效的機制，但在醫護人員難以滿足的現狀下，只能進行基礎治療，不僅不利于病人康復，如果病人越積越多，對醫護人員也形成新的壓力。 　　為了解決精神科醫護人員緊缺的現狀，新實施的《精神衛生法》明確提出，政府及有關部門、醫療機構、康復機構，應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待遇水平，并按規定給予適當津貼，工傷待遇及撫恤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但這項規定目前并沒有具體措施。 　　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郭紅利認為，問題的根本還是“錢的事”，精神科醫生作為特殊職業，不能跟其他醫生一概而論，政府應該實施全額撥款，設置獎勵機制，保證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多年前，北京曾為精神科醫護人員設置每月30元的津貼，但如今這一數額顯然過低。目前，北京市已認識到這一問題，衛生部門正會同多個部門，商討提高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待遇，以留住人才。此外，將研究大專院校的學科建設，保證人才輸送。 　　“精神疾病需要系統的治療，一個醫生難以完成整個過程。”最讓王平開心的事情，是能把一名患者治好，但她發現，這越來越難實現。她說，若不是喜歡精神衛生專業，自己不會當精神科醫生，選擇它，是因為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