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10日晚，全國H7N9感染者已增至33例，其中9人死亡。在全民嚴防禽流感之時，一起特殊的醫患糾紛也在上演：3月27日，上海一因感染H7N9死亡的患者吳某，其家屬以“醫院采取的救治措施不當”為由，向醫院提出107萬元索賠，醫院最終予以一次性人道主義補助13萬元。   　　此事一出，立即引發公眾熱議：“H7N9感染者死亡算不算醫療事故？”“在新型未知病毒面前，醫院做到什么程度才可‘免責’？”皆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   　　媒體報道顯示，患者吳某于2月27日出現發燒癥狀，此后癥狀不斷加重，于3月2日被送進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醫院診斷結果為“重度肺炎”，并對其進行了治療。但吳某的病情并沒有因此好轉，并最終于3月10日因搶救無效死亡。吳某的家屬質疑醫院的治療方法存在問題，以及“沒有進行隔離治療”，認為其是一起醫療事故，故向醫院索賠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失費、撫養費、贍養費共計107萬元。   　　吳某的家屬還稱，直到4月6日，醫院才證實吳某是因H7N9禽流感引發的重癥肺炎去世，之前并未告知家屬，“是因為H7N9是一種新型病毒，只能由國家衛生部門確定發布”。針對家屬“剛開始為何沒有隔離治療”等質疑，醫院的回答也是：“這是一種新病毒，醫院開始并不了解。”   　　“在本案中，如果醫院已盡到了高度關注的責任，并且治療手段符合當下的通行標準，就不應視作一起醫療事故。”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醫患糾紛專家王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表示，“因為H7N9禽流感的確是一種新型未知病毒，當下醫學對它的認識十分有限，在疫情最初階段，無法要求醫院能第一時間甄別病情并找到最佳治療方案。”   　　王岳認為，醫院最初將H7N9病毒當做重型肺炎來治療，也不應算作醫療過錯。   　　“家屬要鑒別醫院有無醫療過錯，并在此基礎上索賠，需要經過一套司法鑒定程序。而法律上判斷醫生治療方法有無過錯，第一個依據就是可預見性，即某疾病是不是當時一個通行標準下就能預見的？如果換成其他醫生，會不會作出相同的診斷？如果是，就不應算失誤。”   　　王岳舉例說：“比如發現一位病人咳嗽，全國大多數醫生最先想到的，是病人患了感冒或肺炎等常見病，根據常規來治療，如果一切常規治療均不起作用，才考慮其他‘疑難雜癥’。”   　　針對H7N9病毒，王岳認為，在疫情尚未引人注意的3月初，“一個普通的醫生，是很難一下子想到‘患者呼吸困難是因一種變異的禽流感病毒’而導致的。”“同樣，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醫學水平，還很難對H7N9病毒有很好的檢測和治療手段，所以這時追究醫院或醫生的責任，可能有失公平。”   　　醫院一開始沒有告知家屬病因是H7N9禽流感，是否侵犯了家屬的知情權？   　　王岳對此也持保留意見。他認為，醫學在新型病毒面前具有后知性，檢測、確診一種新型病毒“恐怕都需要一段較長周期”。曾在抗擊“非典”一線服務過的北京清華醫院副院長王仲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但是這種病毒檢測不是醫學上的常規檢測，需要專業的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或實驗室來進行。”王仲分析說，“當前醫院所做的臨床診斷有一定范圍限制，一般醫院很少能第一時間進行最新的病毒檢測。客觀條件不具備，可能也是一個限制因素。”   　　死者家屬也懷疑過在醫院感染的可能，因為就在吳某住院的當天，另外一例禽流感患者在同一層樓的病房去世。但上海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沒有觀察到H7N9人際傳播的證據。   　　截至發稿，中國青年報記者并未聯系上吳某的家屬，但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向中國青年報表示：“我們并不存在醫療失誤，治療方案也符合規范程序”，因此不會同意107萬賠償。   　　王岳認為，雖然吳某家屬提百萬索賠“沒有法律依據”，但不妨礙他們申請社會救助。   　　“對于吳某這樣因感染重大新型未知疾病而死亡的患者，不能苛求醫院，而應該建立起社會基金機制。”王岳建議，對類似的不幸家庭，不妨借鑒廣東省的做法，設立一些社會救助基金來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這個錢不應該是醫院出，也不應該全由政府來出，應該由社會機構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