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目前，一場以GSK（葛蘭素史克）事件為始的醫藥界反腐風暴已在全國展開。社會對藥價合理回歸的強烈訴求，再度觸碰了藥品、醫療器械合規營銷的問題，進而深入到醫生報酬、醫院收入和醫藥分開等制度層面的改革話題。近日，記者采訪的醫藥衛生領域人士認為，GSK事件帶來的影響將是廣泛而深遠的，僅就藥品推廣模式和行為而言，重大變革也已悄然展開。

 

 

　　一位跨國藥企的資深醫藥代表劉女士告訴記者，無論是跨國制藥企業還是本土制藥企業，通過醫藥代表拜訪醫生以及贊助學術會議等方式，傳遞企業的產品信息并維護與醫生的客情關系，是大家駕輕就熟的營銷方式。不可否認，部分企業借正常的學術活動之機，夾雜著一些商業賄賂行為，這也是GSK事件東窗事發的源頭。而從目前的情況看，今后無論是醫藥代表拜訪醫生還是組織學術會議，都難以為繼了。現在許多地方醫院和醫生已經明確拒絕醫藥代表的拜訪，對參加藥企贊助的學術活動也采取了更謹慎的態度，有些地方警方的便衣蹲守醫院，嚴查醫藥代表和醫生之間是否存在商業賄賂行為。很多企業為了避嫌，已經取消了下半年的所有活動。羅氏市場部的一位產品經理告訴記者，上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清閑過，甚至有些無所適從。記者熟識的不少藥企管理人員紛紛開始休長假，微信朋友圈里滿是他們在各處旅游發回的圖片。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些新的營銷方式開始露頭，例如傳統的組織專家開學術會議的方式被取消，而視頻會議開始盛行。通過視頻組織專家開會，既可以達到傳遞產品信息，并與醫生交流互動的目的，又不與醫生實際接觸，可以洗清借會議之機進行商業賄賂的嫌疑。

 

　　另一個被“熱捧”的新營銷方式就是e-marketing，就是電子營銷。電子營銷說是運用電腦、平板電腦、手機、二維碼掃描儀、戶外電視等電子設備，有效整合網絡跟傳統線下資源進行市場拓展。某營銷服務公司的張經理告訴記者，他們目前開發了一個依托微信，定期向醫生發布醫藥專業信息的平臺，并通過設計問卷，可以得到醫生對于其傳遞醫藥信息的反饋。更關鍵的是，通過這個平臺只是與醫生交流專業信息，并不存在任何進行商業賄賂的機會。

 

 

　　企業為了避嫌而停止組織學術活動，其實并非長久之計，而且這樣對于醫生患者來說都是有損害的。8月9日，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祁國明在“2013中國心臟大會”開幕式上指出，產學研用相結合是推動醫學發展、創新、轉化的必由之路，通過學術交流，可以把醫療診斷治療的設備和藥品研制的成就介紹給專家、學者、醫生，并通過專家、學者、醫生在醫療實踐中不斷取得的科學證據，反過來促進醫療產業及產品，即醫療設備、診斷試劑和藥品的改進和創新，這是一條促進整個醫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應該堅持。祁國明表示，我們反對醫療腐敗的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在反對腐敗的過程中，把本為合理的且能夠促進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模式廢棄掉，那對于醫學來講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倒退。所以我們應該保持一個平衡，制定一個更加規范、更加科學，同時也有利于醫學發展和醫藥產業發展的模式。我們呼吁尋找一種最好的、干凈的產學研用有機結合的模式。

 

　　產學研用如何有機結合？企業以什么方式推動醫學發展而同時又利益于醫學的發展？遠大醫藥集團管理總部醫學部總經理顧向科給記者舉了個例子：目前規范臨床診療行為最重要的就是疾病診治指南的編撰和推廣，而中國疾病診治指南的制定和修改都是依托國際醫藥最新研究進展的，這就要求國內專家要緊密保持與國際的交流，但醫生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衛生主管部門和醫院是沒有預算的，一般就有賴于企業的出資贊助。這也是一種“國際慣例”。不可否認的是，在贊助學術交流以及編撰診治指南的過程中，的確有企業借機組織醫生到國外旅游，或通過賄賂等手段影響相關指南偏向自己的產品。“這樣的行為必須嚴格禁止，但因此就不讓企業組織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則可能導致中國醫生的專業水平滯后，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患者。”顧向科指出，一個市場中的灰色地帶越少，越有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絕大部分專家、醫生都希望，參加企業贊助的學術活動或者與企業接觸在法律法規層面能有更清晰的界定：哪些是底線，哪兒是雷區，是不可觸碰的；哪些可以做，應該如何實施規范化的操作，等等。

 

　　某跨國藥企醫學部劉經理告訴記者，有些企業借助新藥上市后臨床研究（Ⅳ期臨床）的機會，給參與的醫生好處，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可目前很多企業為了避嫌，就停止了Ⅳ期臨床研究。“這是因噎廢食。因為對于很多藥來說，不進行Ⅳ期臨床研究，患者就要承擔很大風險。”劉經理說，作為制藥企業，最希望法律法規對于相關問題進行更明確的規定，既可以杜絕醫療腐敗，又可以保證正常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醫學的發展進步一直得益于醫藥企業的貢獻；反之，醫藥企業的發展也離不開醫學的進步和醫生的參與。祁國明指出，醫療器械和藥品的研發創新不僅僅是企業一方就能夠解決的，雖然有的企業有強大的研發機構，但是仍離不開專家型醫生的參與，無論是Ⅰ期、Ⅱ期，還是Ⅲ期臨床試驗，以及上市以后的評價都需要有科學的數據，這些數據就來自于醫療實踐，此后數據反作用于醫藥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共同提高的過程。如果把企業和醫生割裂開了，雙方就都不可能進步。而醫藥企業和醫生的規范互動，需要清晰明確的法律法規來保證。

 

 

　　沒有人懷疑，醫藥界反腐風暴的持續開展能夠有效杜絕醫生的非法收入。但接下來呢？

 

　　北京友誼醫院的一位老專家計算了一下一個醫生的合法收入主要包括：1.基本工資收入。一名擁有博士學位的主治醫師，其每月基本月工資通常很少超過3000元人民幣，大部分不超過2000元。即便是擁有高級職稱的主任醫師，其基本月工資收入也很少超過7000元。2.勞務費收入。這是大部分一線醫生收入的主要來源。醫院按一定的百分比，將科室凈收入返還給科室，再由科主任根據各種各樣的標準（如職稱、手術例數、請假天數等）、以不同的分配比例發放給每位醫生護士。必須指出，這部分收入與藥物的關系不大，因為很多藥物和科室的凈收入無關。實際上，這部分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各種治療費、護理費等。還要指出的是，由于醫療服務收費過于低廉，所以構成醫生勞務收入的主要來源不是醫生的勞動，而是使用儀器設備產生的費用。3.獎金收入。這與科室收入和醫院的總收入相關，差別往往較大。一般一年發1～2次，數額從幾千到一兩萬元不等。這部分收入中，來源于醫生勞動的部分很少，大多還是來源于高端設備儀器使用費用及低消耗儀器大量累積應用，仍然是以器械產生的費用為主。

 

　　有數據顯示，醫護人員的診斷、治療、護理等專業化勞動產生的費用，在醫療總費用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由此可見，實際上醫生綜合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經驗進行醫療服務所獲得的價值是及其低下的。

 

　　通常，北京三甲醫院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主治醫生，正常年收入也就10萬元左右，而其工作強度、壓力和風險性與一般公司白領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沒有灰色收入，醫生這一職業的“性價比”較低，這也是近年來醫學生流失轉行的直接原因。

 

　　其實，就商業賄賂問題，所有接受記者采訪的醫療領域和醫藥企業人士都認為，取消醫生的非法收入（如藥品和耗材的回扣）是必須的，但與此同時，如何合法合規合理地提高醫生收入，也是醫改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能讓醫生通過其技能賺取足夠的合法收入，勢必導致醫生改行，醫療領域和醫藥行業整體萎縮。我們每個人都會生病，想來這樣的局面是沒有人愿意面對的。

 

　　更多專家指出，根除醫療和藥品流通領域腐敗亟待完善頂層設計，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行醫藥徹底分開，鏟除醫藥腐敗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