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報8日刊發《醫藥巨頭賽諾菲內部人自曝行賄500中國醫生》一文，引起較大反響。同日賽諾菲公司再次對本報記者表示，他們將根據報道和舉報材料，對此事展開進一步調查。浙江省衛生廳則公開表態，其已在第一時間部署開展調查，報道中所列的浙江省有關醫院已經開展自查工作。   　　代號為“培根”的爆料人向本報記者提供了四份材料，舉報法國賽諾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國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IV期臨床試驗“研究經費”（“研究者費”）名義，支付了約169萬元的費用。   　　這一聲明，與8月1日賽諾菲公司給予本報的回復基本一致。   　　8月8日晚間，浙江省衛生廳公開表示，“看到網絡關于賽諾菲內部人自曝行賄中國醫生的報道后，我廳高度重視，在第一時間部署開展調查。目前網絡報道中所列的我省有關醫院已經開展自查工作。”   　　在“培根”提供的舉報材料中，浙江共有11家醫院共38位醫生，接受了賽諾菲總計為12.096萬元的“研究經費”（“研究者費”）。這11家醫院，分別是：浙江醫院、浙江省人民醫院、浙江省中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杭州市第一醫院、杭州市第二醫院、杭州市第三醫院、杭州市中醫院、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其他三個涉及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的衛生監管部門，則暫未見公開表態。   　　賽諾菲在8月8日的聲明中還提到，藥品“上市后臨床（即IV期臨床）監測在全球醫藥行業被普遍采用”。  　 　　賽諾菲在此前給予本報記者的回復中也介紹說，在其公司管理的，參與藥品上市后臨床監測的醫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勞動而獲得報酬，這被稱為“研究者費”。但醫生必須在試驗過程中收集并核實患者數據，必須參加研究會議，并且提供研究報告。   　　對于“研究者費”（或曰病例觀察費、IV期臨床觀察費）的“性質”，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醫生、醫藥企業代表等均表示，這與藥品的直接“回扣”不同，屬于可以接受的合理報酬。但也有重要前提，即參與四期臨床試驗的醫生，認真履行了病例觀察研究的職責；而不是彼此“心知肚明地走過場”，或變相收受“回扣”。   　　爆料人“培根”則稱，此類“研究費”，與“虛假的（專家）講課費”類似，都是“行賄由頭”，實質就是醫生開藥的“回扣”。   　　其他受訪的醫藥代表也對本報記者稱，實際上類似打著“IV期臨床”名義，實質向醫生輸送不當利益的做法，在中國醫療領域非常普遍。甚至有的醫生，直接要求醫藥代表代為填寫臨床試驗數據。   　　2004年4月，《廣州日報》曾公開報道，廣州南新制藥有限公司在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推銷藥品時，曾以“臨床觀察費”的名義向醫生給予“回扣”。   　　事后，醫院方面調查發現共有6位醫生牽涉其中。院方做出的處理決定包括：在一個月的期限內，動員相關人員主動交代，逾期不悔改者將給予以下處罰：收取紅包及回扣不滿1000元的進行行政處分，并扣除三個月獎金，同時記錄在醫德檔案，以后3年內凡晉升、評級同等條件最后考慮。   　　根據2003年中國國家食品（行情專區）藥品監督管理局審議（2013年升格為總局）通過并施行的《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規定，臨床試驗“須成立獨立的倫理委員會，并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備案”，在經費方面，“研究者應與申辦者商定有關臨床試驗的費用，并在合同中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