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仍然是藥品銷售的主流渠道，尤其是處方藥，以2013年的數據為例，9521億元的處方藥市場，醫院渠道獨占其中94%的銷量。公立醫院藥品如何 采購，怎樣定價，對于藥品市場的影響無疑牽一發而動全身。而隨著藥品取消政府定價，藥價要想不成“斷線的風箏”，作為最大買家的醫院，更是成了決定藥價最 有話語權的力量。

　　應該說，無論是全面構建藥品集中采購機制，還是對藥品采購分類推進，甚至細化到招標采購、談判采購、直接掛網采購、國家定點生產等多元化的采購議價模式，都會讓藥品集中采購更加科學完善，藥價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力量更到位。

　　不過，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機制是否能擔得起藥品市場化買家的重任，又能否勝任藥價市場化制約力量這一角色，也令人擔憂。畢竟，對于公立醫院的藥品采購機制，公眾其實并不陌生，即便有著不斷完善的預期，但公立醫院集中采購制度，仍有難以逾越的局限。

　　現實中，集中采購的藥價高于市場，甚至催生權力尋租。尤其是放在國內的醫藥并未徹底分離的背景下，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想要擺脫“養醫”羈絆，真正 成為超然獨立的市場買家，依舊難切實際。而且，藥品集中采購盡管形式上來得更公正，但在利益公關面前被環環擊破、徹底潰敗的，同樣不乏教訓。尚未跳出上述 羈絆的公立藥品集中采購機制，究竟能走多遠，也就仍需打上問號。

　　公立醫院的集中采購機制，其實仍然相當于承認了醫院在藥品銷售上的主導性，只不過，醫院其實只是藥品代銷者而非最終的成本承擔者，由其來扮演藥品市場 買家的角色，也就注定是一種錯位。而按理來說，作為藥品價格的真正埋單者，醫保才是藥品集中采購更恰當的主導與議價者。相比由公立醫院主導藥品集中采購， 將這一權力交給醫保，至少讓醫保部門充分參與決策，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買家歸位，藥品采購上的各種“小算盤”才有望遏制，藥品定價也才算具備了有效的市場制 衡。

　　這也正是成熟市場的慣例。以香港為例，盡管也有醫院藥品集中采購的說法，但根本上醫院仍要受到醫保預算的約束，有了這一制約，藥品價格對于醫院而言就 不再是利益，而是成本，醫院在集中采購時自然會有議價動力，而不是陷入利益合謀。此外，集中采購并非完全遏制醫院用藥權，在香港，低于5萬元的藥品采購仍 可以由醫院自主，這保證了醫療機構用藥的多元化與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