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第十九次“降價令”自８月２８日實施以來，各地的執行情況總體不錯，但也出現了與此前歷次降價遇到的同樣尷尬：藥價降了，降價藥品卻不見了（相關報道見本報８月３１日文化新聞版）。對此，專家認為，這是因為藥品降價并沒有觸及醫藥機制和體制的深層矛盾，只是治標行為。要想治本，改“醫”重于降“藥”，核心是改革“以藥養醫”的機制。“以藥養醫”一日不改，所有治標之策都會消于無形。 　　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 　　改“醫”重于降“藥” 　　“道理很簡單，以藥養醫機制的存在使醫生的處方藥費收入與科室收益、醫院效益掛了鉤。”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建始教授說，這就意味著，藥費越高，從加價率中抽取的金額越多，醫生、醫院、藥企、藥商皆大歡喜，形成“利益同盟”。 　　于是，這種藥價格降了，醫生會開另一種藥，來個“藥品替代”，大處方、貴處方屢禁不止；藥廠和藥商也有辦法，“改個藥名”、“換個劑型”，實在不行就“放棄生產”、“不予經銷”，低價藥難覓蹤影，高價藥層出不窮，藥品招標采購屢被扭曲。 　　遏制藥價虛高，為何說改“醫”重于降“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有關負責人說，那種認為“把藥價降下來就可以降低醫藥費用”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發改委降低藥品價格，只能緩解群眾看病貴的難題，但不能根治。古語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藥價高就好比毛，“以藥養醫”機制才是皮，只有改革這個機制，藥價虛高的問題才能根本解決。 　　藥價虛高 滋生腐敗 　　“以藥養醫”弊端盡顯 　　“以藥養醫”的機制誕生于計劃經濟時代，是指醫院通過１５％的藥品加價率，以彌補政府財政對醫療機構投入不足和醫療服務價格過低的缺口。在計劃經濟時代，推行“以藥養醫”，在維持醫療機構運行、保障群眾基本醫療服務需求等方面，曾起過積極的作用。當時，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都被嚴格計劃和控制，也就不存在大處方和回扣、提成等問題。 　　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環境的逐步寬松，醫生收入逐漸與科室收益、醫院發展掛鉤，特別是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以藥養醫”在一些醫院被發揮到極致。盡管國家規定了藥品加價的比率，但多數醫院的加價率遠遠超過規定的１５％，有的高達４０％至５０％。 　　同時，醫院的藥品收入居高不下。衛生部的數據顯示，近１０多年來，無論是門診費用還是住院費用，藥品收入占醫院總收入的份額均維持在４４％的水平之上，一些中小型地方醫院甚至高達７０％。政府投入則少得可憐，所占比例還不到兩位數，約占５％。 　　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王捷說，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醫院被賦予較大的自主權，成為難以監管的模糊地帶。在“養醫”的掩護下，滋生出醫藥合謀抬高藥價、產生回扣提成等腐敗現象，損害了患者利益。不僅如此，“以藥養醫”還淡化了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藥品監管乏力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 　　加大投入 提高收入 　　解決醫院補償問題 　　改革“以藥養醫”的機制，也有一個如何解決醫院補償的問題。專家指出，目前，醫院的經濟收入渠道主要有三條：財政投入、醫療服務收入、與“以藥養醫”相關的藥品差價收入。改革“以藥養醫”，就必須相應提高財政投入和醫療服務收入的水平。 　　可是，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國家財政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錢嗎？另一方面，在藥價虛高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又要提高醫療服務價格，老百姓能接受嗎？ 　　王捷分析說，政府應認識到增加對醫院財政投入的意義。有研究顯示，每增加對醫院１００元的外部投入，可以減少社會６６６元的藥品費用負擔。這種作用正是公共財政的主要職責之一。其實，這種財政投入不一定非要通過額外增加財政負擔的形式來獲得。比如，作為過渡政策，可以考慮把醫院從“以藥養醫”中獲得的那部分加成，通過稅收的形式收歸財政，然后通過轉移支付補償非營利性醫院，從根本上實現醫藥分開，切斷導致藥價虛高的利益鏈條，財政也不用多掏一分錢。 還有專家提出，在大力發展民營醫院的同時，通過改制適當減少過多的公立醫院數量，改變以往政府補償的“撒胡椒面”方式，把有限的財力投入到政府辦的非營利性醫院，使后者的藥品費用降低，并進而抑制其他類型醫院的藥品費用，形成藥品價格的全面下降。同時，逐步提高過低的醫療服務價格，使之體現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并與遏制藥價虛高保持同步，避免超出群眾的接受程度。 “早一日改革‘以藥養醫’機制，人們就會早一日看到解決看病貴問題的希望。”王捷說，人們期待改革“以藥養醫”舉措的出臺，而不僅僅是藥品降價的簡單重復。 ９月全國普查藥品批準文號（延伸閱讀）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從９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藥品批準文號普查工作，對所有藥品生產批準文號進行重新登記及再注冊，并清理出一批不合格的藥品批準文號，同時將逐步減少藥品審批的數量。普查范圍為藥品生產企業截至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獲得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藥品批準文號（包括原料和制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