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的陳兵(化名)在使用了1個月慶大霉素后，聽力迅速衰退，不久一只耳朵已經處在失聰邊緣。經過反復治療，雖有緩解，但卻留下了終身的印記和高額的醫療費用。醫生說，這是一例典型的藥品不良反應病例，但目前陳兵只有“自認倒霉”，自己承擔所有的后果。 身陷困境的陳兵問：“藥物不良反應真的不能獲得賠償嗎？”“是的。”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常務副主任杜文民說。 賠償不能只靠保險 今年以來，藥品不良事件的頻發引起了人們對藥物不良反應的重視。最多的時候，每天可以收到近50位市民不良反應報告，患者在報告的同時希望獲得賠償。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的背后，患者正在默默承受著痛苦。據統計，我國每年住院病人約5000多萬，以5%比例計算，每年約有250萬人因藥物不良反應住院，而死于藥物不良反應的每年約近20萬人。另一份美國的報告顯示：美國約有14萬人死于藥物不良反應，為死因的第四位，由此導致的醫療費用已經增加了幾十億。 “我們正在調研建立藥品不良反應賠償機制的可能性，但發現難度非常大。”杜文民正在和某保險公司一起策劃建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商業保險，希望通過藥品企業購買保險為患者謀求福利。但是，這種以市場機制來打開索賠之門的方法，并沒有得到藥企的響應，大家觀望的態度遠遠大于參與的興趣。 在藥品不良反應事件中，似乎不能僅僅依靠純粹的市場操作。 法律缺失產生無力感 “我國至今還沒有建立藥品不良反應賠償機制，其原因在于法律的缺失。”杜文民說。藥品不良反應是指合格藥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現的與用藥目的無關或意外的有害反應。換句話說，盡管藥物不良反應是由于藥品本身的缺陷所致，但只要不是假藥或者劣藥，患者就很難得到法律的支持而獲得賠償。陳兵就曾找過醫院，醫院推說自己按正常程序使用藥品，沒有責任；找企業，企業也表示自己的生產是通過認證的，因此他只能有苦難言。 其實，在國外發達國家，嚴重不良反應的賠償機制是相當健全的。一些國家建立了專門的藥害救助基金，基金的資金來源按照“誰受益、誰負責”的出資原則，帶有強制性地從藥廠和藥品經銷商的利潤中提取；有一些國家由政府來埋單；還有一些國家是通過保險制度來補償……這些林林總總的體系都具備一個共同點，即政府參與，法律主導。 目前，我國的藥物不良反應報告系統剛剛建立，人們正在逐步認識它的重要性。但是，沒有法律的支撐，一切都將變得無力。例如，面對一例藥物不良反應，誰來鑒定它的嚴重程度？誰來厘清引發不良反應產生的原因？杜文民說：“目前相關條文的鑒定標準都很籠統。”嚴重不良反應需要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鑒定機制，還需要成立一個由醫生、藥品專家等共同組成的不良反應專家鑒定小組。它必須由政府部門授權，其構成和作用也應該等同于醫療事故鑒定專家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