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降了19次藥價，第20次也于近日出臺了。按照發改委提供的數據，每一次降價都預計能夠給老百姓帶來不少用藥費用的降低，可是具體執行下來是不是這樣呢？有沒有做過跟進研究？ 　　藥品用藥量不僅僅跟藥品的價格有關系：只有在價格變動，且用藥結構也不產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這種預測才有意義。而從發改委藥品降價的實際效果來看，其預測與實際效果是有偏差的，甚至出現了產品一降價就被流通渠道剔除，徹底消亡的情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藥品降價對用藥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力是極大的，所以我們必須審慎地分析當前市場用藥結構是怎樣；如果降價，用藥結構又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各個渠道對于藥品的利潤要求等等。只有做到了這些，才能讓降價政策的目的落到實處，而不是為了降價而降價，更不能讓降價變成讓老百姓解氣的“面子工程”——以至每次降價后，老百姓要掏出更多的錢去買更貴的藥。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承認，藥品價格的上漲如同消費品、服務的價格上漲一樣，存在隨著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的合理性。只有尊重了這種合理性，才能獲得市場的認同。 　　此外，還必須認真做好藥品整體消費的結構分析。毋容置疑，目前大量的通用名藥產品通過換劑型、改劑量，利用政策的漏洞，把通用名藥定出了高價甚至是天價，嚴重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對于這些藥品自然應該降價。之前，國家發改委就制定了“差比價”政策，但政策出臺日久，收效卻甚微。 　　對于通用名藥，采取差比價政策，完全可以解決此類藥品藥價虛高的問題，只要基準藥價選擇合理。而什么樣的基準價格才是合理的呢？筆者認為，就必須像從前吃碗面只要一塊錢，現在卻要花上幾元、甚至十來元一樣來承認哪些療效好、用量大的通用名藥，才有權利定出一個漲幅合理的價格上限。 　　依筆者所見，就算給通用名藥定出一個較高的價格，也還不是藥價虛高的重災區。最嚴重的是專利藥品、創新藥品。這些藥品因為研發費用高，享有自主定價權。但是，也必須考慮到藥品消費帶有強制性、信息不對稱性；如果完全市場化，就會被商業賄賂左右了醫生處方，進而造成居民醫療費用暴增的結果。事實上，因為創新藥品享有自主定價權，創新藥品的價格漲幅、占醫院用藥的比例漲幅，都要遠高于通用名藥的漲幅。 　　就拿現在的腫瘤產品舉例子，日均服用價格動輒數千元，而且這種惡性行為愈演愈烈，導致患者負擔日重。曾有報道指出，大量腫瘤患者不是死于腫瘤，而是死于昂貴的醫藥費帶來的沉重心理負擔。這些藥品的價值和它們的價格相稱嗎？這是一個問題，如果不相稱，誰為這種性價比極差的藥品定出高價而開了綠燈呢？ 　　用適當的加價來支持新藥研發是必要的，但加價的比例該是多少呢？對于這些藥品的價格，或許可以參考差比價的方法，以腫瘤藥品為例： 　　某腫瘤創新藥品日均價格=腫瘤類基準通用名藥日均價格×創新藥溢價系數×（1+上年度CPI漲幅）。 　　加拿大基本上就采取這種做法，既保護了患者的利益，又不會妨害到跨國制藥企業到加拿大售賣他們的專利產品。而相比之下，對創新藥品不設限的美國，藥價要比加拿大高得多。限制了創新藥的價格，會抑制新藥研發嗎？我們看到，不限制藥價的美國，現在同樣進入了新藥研發的困境。 　　加拿大為我國的藥品監管部門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加拿大的藥價政策證明：解決藥價虛高并不難，難的是主管部門要真正從公眾利益出發來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