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最近闡述各自在2007年工作重點時，均提出要推動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衛生部部長高強指出，藥品的特殊屬性決定了藥品的生產、流通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質，不能完全靠市場調節。同種藥品名稱價格將逐步規范。高強表示：國家將按照安全、有效、必需、價廉的原則，制定基本藥物目錄。（2月23日《新京報》）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針對看病貴的最新“藥方”。此前，看病貴一直“未愈”的根本原因在于“降價死”的尷尬：不論哪種藥，只要一宣布降價，不久就會在市場上消失。此次，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能否成為自1997年以來最有效的降價政策呢？我們不妨從“降價死”的成因來審視它的“療效”。 “降價死”的第一個成因在于醫院角色的雙重性。在醫院以藥養醫格局未能改變的前提下，由于普通患者醫療知識的缺乏，醫院在消費環節中充當了藥品的購買者和藥品的使用者。于是，利用藥品差價和回扣謀利的腐敗行為便得以形成。如果處于“暗箱”中的醫生不是清心寡欲者，回報率相對較低的降價藥無疑將被排擠出市場。 但是，在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以后，這種依靠醫院自主開藥而形成的謀利空間將照進陽光，醫院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不顧患者的承受能力隨意開藥，他們只能按照規定老老實實從基本藥物的名單中選取所用藥物。此時，醫藥基本處于利益分離狀態，醫院得以謀利的雙重角色也將不復存在。 “降價死”的第二個成因在于藥品的審批和定價不科學、不嚴肅。藥品審批中的腐敗行為和原有定價體制的“喜新厭舊”，使新藥的出爐變得異常容易，而且充滿暴利。目前廣為流傳的一個數字是，僅2005年，國內就審批新藥一萬多種；而在醫藥技術領先的美國，每年所批新藥也不過是100種左右 ，這一反常數據就是明證。 而在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以后，新藥的審批將不再是兒戲。按照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基本藥物》的定義:“基本藥物是那些滿足大部分群眾的衛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時候均有足夠的數量和適宜的劑型,其價格是個人和社區能夠承受得起的藥品”。既然，基本藥物可以滿足現有需要，而且又是供應充沛、必須使用的藥物，那么新藥物的審批將愈加嚴格：如果沒有藥效和價格上的雙重優勢，新藥將難以通過審批，進入基本藥物的行列。 從1997年到2006年，政府對藥品降價次數多達19次，降價金額近400億元。但是，由于缺乏針對性，降價政策未能將“醫藥聯姻”的格局和藥品審批與定價納入政策調控的范圍，其結果只能是降價即遭淘汰的“降價死”。現在，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將以前忽視的因素納入了調整的范圍，其效果自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