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法》的權利限制指向了藥品選擇數量，而不是權力本身，權力和權力行使主體沒有發生變化，也就無法杜絕“濫權”，更何況這種“限制”的實際效果反而可能是更進一步放大了醫院的權力，使得那些性價比高的藥物有可能更難進入醫院。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同一藥品不同生產廠家、不同規格及劑型的產品眾多，不僅造成藥品質量參差不齊，廠家競爭非理性，也加大了醫院進藥的隨意性，最終導致藥品灰色利益鏈的形成。針對此種不良現象，5月1日開始正式執行的《處方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醫療機構應當按照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并公布的藥品通用名稱購進藥品。同一通用名稱藥品的品種，注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2種，處方組成類同的復方制劑1～2種。 　　從理論上講，限制醫院對同種藥物的選擇權將使占醫藥市場80%份額的醫院用藥市場得到一次比較有效的凈化，特別是對目前普遍存在的“一藥多名”以及“大處方”問題，或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規范和糾正。對于當下的藥品市場，一個可能的結果是，一些以仿制藥為主的小型藥企將受到重創。醫院因為采購數量上的限制，縮小了這些藥企產品的醫院生存空間。加之反商業賄賂的壓力，這些沒有核心競爭力、全憑藥品商業賄賂取得銷售業績的公司將會逐漸退出市場，使得行業進一步趨向集中。 　　《辦法》的出臺有利于規范用藥市場、提高產業發展水平，應該說是業界樂于看到的。但是對于這項規定的實際執行效果的判斷，表示擔心的也不在少數：首先，醫院缺乏篩選依據，強勢廠家可能壟斷某醫院的藥品經營，有可能形成一條新的更難監管的利益鏈；其次，廠家的選擇過少，難以實現不同劑型、不同規格的調劑補充，這不利于合理用藥的實現；第三，目前我國醫藥產業仍以仿制為主，過少的選擇對本土仿制藥企業極易產生不公和過度抑制，從而影響國內仿制藥生產企業未來的發展。 　　種種擔心并非多余。事實上，應當承認“一藥多名”及“大處方”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因素之一，但是其根本癥結還在于醫療衛生體制。在現有體制下，迫于利益考慮，醫院的壟斷地位使得其掌握并濫用了稀缺的公共醫療資源的使用權和藥品等醫學產品的的使用推薦權。解決體制問題、斬斷利益鏈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削弱和限制這種“濫權行為”。而《辦法》的權利限制指向了藥品選擇數量，而不是權力本身，權力和權力行使主體沒有發生變化，也就無法杜絕“濫權”，更何況這種“限制”的實際效果反而可能是更進一步放大了醫院的權力，使得那些性價比高的藥物有可能更難進入醫院，這對于處在被動地位的醫藥企業，特別是本土醫藥產業的發展而言未見得是好事，這也就解釋了上述諸多擔心的原因。 　　應該說，《辦法》的出臺是正在進行的醫療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影響必然涉及到醫療機構、社保、藥企、醫藥流通行業等多個領域。由此我們也看到，如何在保證“看病不難，看病不貴”、“人人享有基本衛生保健”的同時，又保證各個主體、體系之間的協調健康發展當是所有醫改政策調整不能忽略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