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0日，國務院糾風辦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糾風工作會議”中表示，2007年國家將加強藥品成本價格調查和監測，改進藥品價格核定辦法，擴大政府定價藥品范圍，逐步推行對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 雖然國務院糾風辦只是在會議中表示要逐步推行“對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但基于它在國家行政機構中的權威地位和影響，該言論一出臺，醫療行業內特別是在藥品生產領域和各醫院之間立刻“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強烈的關注。 政府定價難解藥價“虛高” 在所有的關注中，反應最強烈的莫過于一些藥品生產企業，許多飽受國家發改委一次次通過行政手段降低藥品價格之苦的藥品生產企業，首先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這些企業普遍認為，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其實就是發改委23次藥品降價的變相延續，是政府部門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回避主要矛盾、舍本逐末、不負責任的表現。在這方面，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企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于明德的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于明德認為，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意義不大，此乃政府無奈之舉，對解決藥價虛高問題沒有實質性的幫助。此前，政府已經實行了23次藥品降價，卻很難看出有什么效果。導致藥品價格虛高的根源是“以藥養醫”的機制，此機制不改，只在一些細枝末節上下功夫，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給制藥企業增加很多負擔。 于明德的觀點得到了輔仁藥業新特藥事業部總經理劉建偉的認同，劉建偉認為，所有處方藥實施政府定價，其目的無非是想通過政府監管來降低藥價，這是一種殺雞取卵的做法，治標不治本，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藥價虛高、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除非政府對藥品進行專營，像煙草、鹽業那樣實行專賣制度，藥品價格虛高的問題才有可能解決。 在采訪中，許多藥品生產企業一直不理解，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措施很多，可政府部門總拿“藥價”開刀，把國內眾多藥品生產企業“逼”到生存的邊緣。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早在今年初，包括石藥、魯抗等國內醫藥企業巨頭在內的100多家制藥企業，專門向國務院遞交《關于改革“以藥養醫”機制的建議》，痛陳了我國醫療體制中“以藥養醫”的種種弊端，希望我國的醫療改革更多地是從根源上治起。 制藥企業生存壓力更大 劉建偉坦言，我國制藥業目前的平均利潤只有5%左右，如果再一味降低藥品價格，企業就更無贏利空間了。我國藥品流通企業行業平均利潤也只有3%左右，一些量大、價低的普藥，利潤更低。如果所有處方藥都由政府來定價，定價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不能保證，勢必會影響流通行業的平均利潤。 劉建偉的觀點從2006年我國醫藥行業經濟發展指標得到佐證，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統計數據稱，2006年，我國醫藥行業企業累計虧損1368家，行業虧損面為22.62%。這些企業累計虧損44.63億元，同比增長27.37%。國家發改委在公布這些數據時也坦言，醫藥行業的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與藥品價格走低有關。 也許是同為制藥企業的緣故，三普藥業副總經理許國強對“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的看法與劉建偉相似。許國強認為，目前我國藥品生產企業間的競爭已非常激烈，有些市場上零售百十元的藥品，企業真正拿到的只有幾元，幾乎無利可圖。 許國強介紹說，不可否認，國內有些藥價的確有些“虛高”，但其中的暴利全流入到“旁門左道”中去了，應該治理這些“旁門左道”，將藥價“虛高”的水分擠出去。 在許國強看來，政府不但不能一味通過對處方藥限定價格來達到降低藥價的目的，相反，還應該出臺政策保護兩類藥品的價格：一類是量大安全、療效確切、質量穩定、價格低廉的普藥；另一類是創新藥、專利藥。一個產業要有其基本的利潤，創新也應該有較豐厚的回報。否則，這個產業必將萎縮和沒落。如果中國的醫藥產業不能很好地發展，那將不是民之福，而是民之禍。 許國強認為，現在藥品生產企業的生存壓力已經很大，不然，也不會出現4月3日百家藥品生產企業二次上書國務院的情況了。 不僅制藥企業感覺到生存的壓力，就連藥品研發機構的日子也不好過。國立創投公司是專業為藥廠做藥品研發的，所研發的新藥大多是處方藥。政府多次降價后，很多藥企已經沒有財力再投入研發，即使有投入也變得更為謹慎，更多的企業則處于觀望狀態。如果政府再對所有處方藥實行定價，對他們這樣的藥品研發機構而言，無疑也是雪上加霜。 對醫院和藥企都有利 相比制藥行業從業人員相對激進的觀點，醫院管理人員對“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的態度似乎要溫和與中立一些，他們似乎更歡迎這項新政的實施。 “很多人都認為醫生喜歡從藥品中牟利，其實部分醫生也是無奈。如果統一處方藥定價，我們很歡迎，這有利于凈化醫療行業的歪風邪氣。”北京朝陽醫院一位張姓醫生在采訪中對記者說道。張醫生認為，統一所有處方藥定價可讓醫生安心地工作，更好地為病人服務，有利于提高醫療人員在老百姓中心目中“白衣天使”的形象。 江西省人民醫院藥劑科主任胡建新在采訪中表示，所有處方藥品實行政府定價，藥品定價的科學性就會更強，可減少藥品價格“虛高”的部分，對緩解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是有好處的。如處方藥中的氧氟沙星，該藥在國內大約有40多家企業在生產，如果政府綜合平衡后，給該藥定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這樣醫療機構的管理工作如藥品招標采購、醫院管理年檢查、糾風檢查、以及相關部門審計等實施起來就更加方便。 青海紅十字醫院院長張建青對“所有處方藥實施政府定價”也能坦然地接受，他介紹說，青海紅十字醫院實行藥房托管已經四年了，目前看來，這項改革還是很成功的。現在，青海紅十字醫院藥品收入占醫院總收入的35%左右，其中只有15%歸醫院，因此，即使對所有處方藥實施政府定價，盡管這些藥品的零、批發差價會有變化，其利潤貢獻率仍然很小，對醫院的影響也不大。 上海長海醫院藥學部副主任藥師楊樟衛介紹說，“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的措施目前還不明朗，即使實施，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對長海醫院的影響也不是很大。現在醫院藥品都實行招投標采購，這使得醫院在藥品利潤方面已經非常透明，也很固定。如果藥品進入醫院的加成還是原來國家規定的15%，不管藥品怎么定價，對醫院發展的影響都不會太大。如果加成比例降低了，政府的財政補貼又跟不上來，許多靠藥品收入為主要來源的醫院就可能出現難以為繼的情況。 不管是增加了藥品生產企業的生存壓力，還是對醫院發展影響不大，在一直從事藥品流通研究的人民大學商學院醫藥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憲法看來，實施“所有處方藥政府定價”對藥品生產企業和醫院都有利，對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也有好處，是一個“一石多鳥”的計劃。 李憲法介紹說，2002年，人民大學醫藥物流研究中心曾和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進行溝通和探討，擬擴大我國藥品定價范圍，將所有處方藥都納入國家價格管理范圍。李憲法認為，納入醫保目錄政府定價的藥品，其數量僅占我國全部上市藥品數量的10％，剩下90%的藥品都屬于市場定價。制藥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所定的藥品價格必然會有“虛高”的成分。而且，如果再繼續執行目前的定價制度，占全國絕大多數的國有公立醫院客觀上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兩種定價體系。隨著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這兩種定價體系必定會給醫院的管理造成許多無法預料的麻煩。 在李憲法看來，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其實對保護我國國內制藥企業是有利的。李憲法介紹說，我國藥品價格管理政策過去幾年一直處在不斷的調整之中，國家還沒有一個完善、統一、協調的藥品價格管理政策。即使對現有藥品價格進行調整，也會遇到很多技術問題。在對一種藥品進行限價前，政府部門要對該種藥品的原材料、生產成本、同類藥品情況等進行詳細的市場調研。然而，市場調研只能局限于一些仿制藥，原研藥、專利藥的原材料、配方、生產工藝等廠家都是保密的，無法獲取相關數據，因此，也無法對其進行限價。如果不擴大限價藥品范圍，將來要進行價格限制的藥品都將是一些仿制藥，而我國藥品生產企業由于創新能力低，大部分恰恰都是在生產仿制藥。因此，從長遠發展角度來說，對所有處方藥價格實行政府定價，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保護我國本土的藥品生產企業。 長期的系統工程 同濟醫學院衛生管理學院張新平教授則認為，實行所有處方藥都由政府定價的政策，這就意味著政府將國家醫保目錄之外的所有處方藥品全部納入了國家定價范疇，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對藥品價格實行嚴格管制，其最終目的也都是要遏制藥品價格的上漲，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我國目前對所有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是必然的。 “不過，如果這一政策不是伴隨著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整體推進，而是單獨進行的話，不但醫藥生產、流通企業的利益無法保證，我國許多依靠藥品利潤來維持自身正常運作的醫院也將面臨虧損的窘境。因此，如何保證這一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是考驗醫改部門智慧的一道難題。”張新平在采訪中不無憂慮地說，“2004年上半年，我國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抗生素大幅降價，使得國內許多大型藥品生產企業蒙受巨大損失，這一做法就是沒有充分考慮市場價值規律的具體表現，這樣的事情最好別再發生！” 北京友誼醫院藥劑科主任沈素也持有同樣的觀點，沈素認為，處方藥實行政府定價有一定優勢，可以調控藥品價格，對一些虛高藥價起到抑制作用，但保證藥品定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難度很大，如果從劑型和規格上對所有處方藥完全一刀切，勢必會影響制藥工業發展。目前政府部門在解決藥品價格虛高問題上，一概采取降價，忽略其他價格因素，造成中國醫藥行業特有的“降價死”現象，一些常用普藥很難買或根本沒人生產，還有一些中毒搶救藥、抗瘧藥、抗寄生蟲藥等，由于市場銷量少、利潤低，廠家和商家都不愿意生產和經銷，造成臨床治療困難。 從藥品生產企業的角度，劉建偉對直接關系企業經濟效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