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66歲的退休老人，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教授，一個已經在醫院里工作了43年的醫生，是什么讓他仍對手術臺如此依戀？是什么讓他對生命如此敬畏？是什么讓他激情依舊？“如果再讓我做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做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李占元說。 　　采訪李占元教授頗費周折，前前后后持續了一個多月。4月中上旬，記者開始聯系采訪，李教授說手術安排較多，門診上也脫不開身，等有時間了即告知記者。4月17日，李教授打來電話，說第二天上午有手術要做，但下午沒有手術安排，記者可來訪。 　　18日下午3點，記者如約來到齊魯醫院普外門診李教授的辦公室，他卻不在。普外的一個醫生說，李教授從上午就一直在手術臺上，午飯還沒吃呢。當他得知記者的意圖后，建議記者改日再來，給李教授留一些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畢竟他已經是66歲的老人了。 　　第二天，李教授打來電話，深表歉意，說要去齊魯醫院沂南分院出診，等回來后再跟記者聯系采訪事宜。 記者以為像他這般年紀的老專家出差到沂南這樣的小縣城，可能是為了給分院貼貼金，用不了兩天就會回來的。誰知，直到“五一”假期快要結束，李教授那邊仍無音信。情急之下，記者撥通了李教授的手機。他說，沂南的手術較多，過幾天才能回濟。“五一”假期，他都在手術臺上了。 　　5月15日，李教授打來電話說剛回來，在安排好齊魯醫院這邊的工作后，即接受記者采訪。 　　18日下午，李教授在辦公室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在采訪的三個多小時里，不斷有醫生拿著片子或手術紀錄來向李教授請教。6點鐘，采訪完，記者要走時，早已等候在門外的兩個醫生拿著片子急匆匆地奔向李教授。 　　一個66歲的退休老人，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教授，一個已經在醫院里工作了43年的醫生，是什么讓他仍對手術臺如此依戀？是什么讓他對生命如此敬畏？是什么讓他激情依舊？“如果再讓我做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做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李教授說。 　　穿過靜穆的醫院走廊，看著病人充滿渴望的眼睛和步履匆匆的醫生，記者想起美國民族英雄內森黑爾的名言：“我惟一的憾事，是沒有第二次生命可以獻給我深愛的祖國”，李教授此刻的心情，是否也可以這樣形容？ 　　挑戰普外最復雜的手術 　　1964年，李占元從山東醫學院畢業，進入齊魯醫院普通外科實習，從此開始了校門———醫院門———家門的生活。 “我的惟一目的，為病人謀利益；無一不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無一不是含辛茹苦，孜孜以求，鋒出磨礪，香自苦寒；無一不是品德高尚，為人師表，堪稱醫界楷模”。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鼓勵著每一位走出校門走進醫院的年輕人，李占元也懷揣著做一名蒼生大醫的夢想。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李占元出身不好，不能像許多同事、同學一樣風光地到街頭“鬧革命”，只能去鄉村里鍛煉，做“赤腳醫生”，或者在醫院里低頭學習怎么做手術。 　　一次，李占元向山東醫界泰斗胡圣光請教，該向普外哪個方向發展？胡圣光看著眼前這個執著的年輕人，告訴他胰十二指腸切除是普外最復雜的手術，如果能把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掌握了，在普外就能被“豎大拇指”。 當時，山東的醫院中能做胰腺手術的醫生非常少。1958年，山東省立醫院做了第一例胰腺手術。1964年，齊魯醫院（當時為山東省立二院）進行了第一例胰腺手術。這兩例手術，都是在醫界泰斗李兆亭的支持下實施的。李占元決定攀登普外的最高峰。 　　時光荏苒，當許多人回首文革10年，為荒廢了青春而嘆息的時候，李占元的醫術已經超過了許多同齡人。1971年，30歲的李占元可以獨立做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了，并可以替主任去會診病人了。 　　孜孜以求 跨越巔峰 　　被人“豎大拇指”的李占元在實現了最初的愿望后，卻沒有滿足于僅僅被人“豎大拇指”，他開始探索如何改良、完善胰腺手術。經過40多年的實踐和探索，他對提高山東胰腺危重癥的手術治療水平做出了巨大貢獻。 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上級醫師的支持指導下，先后開展了多項新手術、新技術，使齊魯醫院胰十二指腸切除術的手術死亡率由14.7%降低到4.3%，跨入了國內先進水平行列。1987年，他在我省率先開展了保留幽門的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對不能切除的胰腺癌進行區域化療，確定了不同部位的胰腺癌安置投藥器的最佳動脈途徑。對不能切除的肝門部膽管癌引起的惡性阻黃，開展了經十二指腸引出的擴大u型管引流，達到了減黃和延長病人生命的目的。 1987年，他主刀切除了一例重2600克，直徑25厘米的無功能胰島細胞瘤，這是截至當時國內報道的最大的胰島細胞瘤。他還制定了齊魯醫院胰頭部的良性腫瘤和慢性梗阻性胰腺炎行胰十二指腸切除的手術標準。 “我一直牢記醫界老前輩張孝騫教授的那句名言：醫生臨診的態度應該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它激勵自己做一個人民信賴的好醫生，對每個患者都付出100％的努力。30多年來，看到無數被自己治愈出院的病人，我會無比激動與欣慰，這是激勵自己不斷前進的動力。” 　　秉承老一代外科專家的優良傳統，汲取各家之所長，李占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手術風格：手術暴露清楚、解剖層次明了、操作精巧、手法細膩。 　　一封跨越26年的來信 　　在過去的40多年里，李占元到底為多少個病人做過手術，他已經記不清了。粗略估計，他所做的手術占齊魯醫院普外科總胰腺癌、胰十二指腸切除手術的1/3。 　　他記不清病人的姓名了，病人卻還記得給予了他們第二次生命的蒼生大醫。2006年2月3日，李占元收到一封來自茌平的信件，打開一看，是26年前的一個病人家屬寄來的。 　　對這個病人，李占元已經沒有印象。實施胰腺手術后，有的病人能繼續活兩三年，有的能活七八年，也有的能活十幾年。對26年前的病人能否活到今天，李占元無法想象。 　　他查閱了當年的病例。1980年7月7日，李占元為來自茌平農村的王玉龍實施了胰腺腫瘤切除手術，當時王玉龍只有32歲。手術很成功，不久王玉龍康復出院。 　　26年后，已經有了孫子的王玉龍想起當年的救命恩人，在寄來感謝信的同時，也寄來了自己和孫子的照片。信寫得很樸實，說當年茌平醫院的大夫說王玉龍已經沒救了，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轉院到了當時的山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后更名為齊魯醫院）。沒想到，李占元教授妙手回春，讓她一直健康地活到現在，身體還挺硬朗。 　　李占元仔細地看著這張照片，說“不認識了，都過去26年了，當時的她才30多歲呢。”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李占元常常收到病人的來信。對這些來信，他都珍藏著。 　　敬畏生命的醫界大師 　　其實，令病人感激的，不僅是李占元精湛的醫術，還有他仁慈的胸懷。今天我們看到的每一封病人來信的背后，都珍藏著李占元對病人真切的關懷。“那時沒有電話，就寫信詢問病人。”李占元說，他做過的每一個手術病人出院后，他都寫信詢問病人的康復情況。為便于病人回信，每一封信里都裝有回郵信封，回郵信封不僅寫好了地址，而且貼好了郵票。這種追蹤一般持續兩年，到確認病人完全康復為止。 　　在李占元珍藏的病人來信中，記者看到了具有明顯時代印記的黃褐色的草紙信封和信封上8分錢的郵票。“當時有些農民很窮，8分錢的郵票都不舍得買，我們就替他們貼好郵票。整個醫院、所有的醫生都這樣關懷著病人，大家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信封的質量越來越好，信封的規格越來越大，但不變的，是李占元對病人的關懷，對生命的敬畏。 　　“那時候，社會上不討論醫患關系該如何如何處理，對病人負責是每個醫生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李占元翻閱著不同時代的病人來信，就像翻閱著一段歷史，“下班回家后，拆閱病人來信，然后回信，一封都不能落下。”后來，電話普及了，他們就改用更便捷的電話詢問病人。 　　“現在可以用手機聯系病人，也可以用網絡了，為什么醫患關系卻越來越難以理順了呢？”李占元有些迷惑。在他看來，復雜的醫患關系其實并不復雜，患者對醫院的要求有兩個方面：一是服務質量，二是醫療費用。如果醫務人員能設身處地為患者著想，把病人擔心的事情講清楚、說明白，幫助患者選擇既保證醫療質量，又能夠減少費用支出的治療方法，人心換人心，患者必然會理解醫務人員的難處。如果患者花費許多錢，獲得的是低質量的醫療服務，不僅病沒治好，反而加重病情，這樣的醫患關系如何能和諧？ 　　孫思邈有幾句在醫界廣泛流傳的警世名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立志，無欲無求”，“凡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這些箴言的哲理至今仍熠熠生輝，感召著一切有良知的醫護人員，李占元說，現在的年輕醫生應該好好體會這些行醫準則。 　　一個優秀的學術專家 　　與其它醫界大師不同，李占元醫術的精湛，不僅僅是因為他對疑難病癥的探索，對技術精益求精的追求，對病人生命的敬重，也因為他積極關注醫學理論，善于總結實踐經驗，勤于研究手術案例。 　　在李占元的辦公室里，珍藏著許多病例，從70年代到現在的重要病例他都珍藏著。也許，那些已經發黃了的病例在許多醫院里早已被當作廢紙賣掉或者當作垃圾被扔掉，但對李占元而言，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些病例就是胰腺外科的發展史，一份份病例紀錄著胰腺外科一步步的發展。” 　 當然，如果僅僅是堆積這些病例，胰腺外科很難有大的發展。李占元對胰腺外科發展的推動作用就體現在，他善于研究病例、總結病例，然后從理論上提升，通過來自實踐的理論推動實踐發展。 　　從1970年代開始，李占元即開展了對胰腺內分泌腫瘤的研究，1990年代發現并報告了山東首例胰高血糖素瘤。他對胰島素瘤的診斷及外科手術，特別是關于胰島素瘤切除徹底性的判斷開展了長達14年的研究。他開展的“術中快速血糖和胰島素的測定方法研究”，為術中判定腫瘤切除與否提供了可靠依據，避免了多發腫瘤和異位腫瘤的殘留，該研究榮獲山東省科技進步二等獎。他的《36例胰島瘤診斷治療體會》獲山東省科協自然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31例胰十二指腸切除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