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醫療糾紛頻頻發生，甚至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傳統的化解途徑雖然有效遏制了這些矛盾，但還存在著不公正等種種弊端。專家認為，解決醫療糾紛問題應當謀求治本之策，關鍵是要對現行醫療糾紛鑒定程序加強法制監管，保證鑒定結果的公正性。 　　■醫療糾紛頻發原因 　　近年來，以醫療糾紛為主的醫患矛盾日益嚴重。中國醫師協會對全國114家醫院調查后發現，平均每年每家醫院發生醫療糾紛66起，發生打砸醫院事件5.4起，打傷醫生5人。業內人士認為，醫療糾紛處理不當造成的影響已嚴重阻礙了醫療事業的發展。 　　來自山東、廣西等一些地區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02年9月《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施行后，醫療糾紛案件呈大幅上升趨勢。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因對醫療事故鑒定結果不服，患者或家屬申請再次鑒定而致醫療糾紛一拖再拖的案件數不勝數。 　　山西省司法廳有關專家認為，以醫療糾紛為主的醫患矛盾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難點問題。患者、醫療機構、衛生行政部門三者之間彼此不信任，導致醫患矛盾極難化解，有些矛盾甚至拖達20余年。據介紹，由于現有鑒定體制客觀上導致醫療糾紛處理不當，“醫鬧”等一系列問題也順應而生。 　　山西省衛生廳醫政處有關負責人分析說，導致醫療糾紛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六個：一是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投入不足，醫院等醫療機構在承擔公益職能的同時，還必須通過自己掙錢來維持運轉，這必然會導致醫藥成本向患者轉移，進而誘發沖突；二是醫院等醫療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利益上不均衡甚至沖突，這就會使一些醫療從業人員內心不平衡，從而導致亂收費等現象產生；三是有關醫療衛生的法制不健全；四是部分醫療機構和從業人員道德、信仰缺失，再加上管理不到位等因素，致使醫生醫德缺失、缺乏誠信；五是患者與醫療衛生機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六是我國現行的醫療糾紛處理方式不得力。 　　■化解醫療糾紛鑒定環節是關鍵 　　根據國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有關規定，目前我國法定的醫療糾紛處理主要有三種途徑。 　　一是醫院與患者家屬自行協商解決。但由于醫方幾乎掌握了所有信息，導致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二者之間往往難以達成協議。患者最終只能通過“鬧”來解決問題，“多鬧多給錢、少鬧少給錢、不鬧不給錢”成為一些患者的慣有心態。 　　二是在醫學會等組織進行鑒定的基礎上解決。醫院是衛生部門的下屬單位，醫學會等組織也是衛生行政部門管理下的機構，其組成人員也大多為醫院的在職醫生，因此醫療鑒定的公正性受到患者及社會的廣泛質疑。 　　三是通過打官司等法律途徑解決。不過由于訴訟成本高、時間長等因素，醫患雙方都難以承受。同時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員很少具備醫學知識，其審理案件的主要證據一般也是醫學會的鑒定材料，判罰結果的公正性也會受到質疑。 　　這三種途徑在實際操作中都離不開鑒定這個環節，鑒定中“裁判員”的公正性至關重要。目前看來，組建一個既掌握醫學專業技術，又能夠“超脫”各方利益的鑒定機構還是個難題。因此，醫療糾紛鑒定存在的制度性缺陷造成了醫療糾紛處理不得力，加劇了醫患矛盾的發生及升級。 　　據了解，現行醫療事故鑒定程序是：由醫學會從專家庫中隨機抽調鑒定組專家數人，醫患雙方各自陳述后，專家進行詢問，醫患雙方再次進行補充陳述，專家現場對患者進行體檢，專家組成員合議后形成鑒定結論并以書面形式出文。為免產生“護短”“遮家丑”等嫌疑，被抽調專家實行回避原則，即參與鑒定的專家避免從與患者方發生糾紛的醫院抽調。 　　雖然專家庫中專家眾多，但因各大醫院醫生互相鑒定醫療事故，則勢必無法擺脫“暗箱操作、院院相護”的嫌疑。醫學會與醫療機構同隸屬于衛生行政部門的主管之下，“公私交往”當中難免產生各種千絲萬縷的聯系，稱不上“手足”也算得是“近親”。要讓醫學會鑒定專家在患者和醫院之間做出公平客觀的鑒定，其“超脫”程度難免讓患者懷疑。 　　可以看出，雖然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來衛生部門“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游戲規則。但這場“革命”并不徹底，最主要的是鑒定主體沒有根本改變，只不過是將“老子給兒子鑒定”變成兄弟姐妹之間的“手足鑒定”。 　　除了法定的處理方式外，我國各地區處理醫療糾紛還有仲裁、民間調解等方式，但這些方式也都存在著缺乏公正、加重患者成本負擔等弊端。如北京市成立了衛生行政部門領導下的醫療糾紛處理中心，但這一中心是由保險公司委托的機構，經費從醫療責任險中提取，因此其公正性也受到質疑。在東北一些地區還成立了民間的醫療糾紛咨詢機構，以解決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但這些機構以盈利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患者負擔。 　　■創新化解途徑謀求治本之策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傳統調解途徑調解乏力的情況下，創新醫療糾紛調途徑可嘗試建立“醫療糾紛社會大調解”機制。專家認為，人民調解制度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方式，對調解醫療糾紛也有很大幫助。山西、北京等地的一些成功實踐也為醫療糾紛的人民調解提供了經驗。 　　以山西為例，山西省在2006年10月12日成立了全國首家省級醫療糾紛調解專業機構——山西省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山西省醫調會”）。醫調會的業務指導單位是省司法廳和基層人民法院，受山西省科協的下屬單位山西心理衛生協會領導，由包括36名醫學專家、律師、媒體工作者等在內的50余人組成。當發生醫療糾紛時，醫療機構或患者可向省醫調會提出申請，省醫調會受理申請立案，按照規程進行醫學技術評估、法律援助、調解工作，督促醫患雙方達成并履行協議。若調解不成，再由醫學會進行醫療事故鑒定，最終結果以衛生行政部門調解或判決為準。 　　山西省醫調會負責人說，他們與其他調解途徑的不同之處在于保證了公平公正性。 　　一是醫調會獨立于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之外，不向醫療機構和患者收取任何調解費用；二是在我國沒有《糾紛調解法》的背景下使《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協議書》有了法律效力；三是其調解調查人員皆為醫療系統的離退休專家、具備醫學知識的法律專家以及媒體工作者，不僅具備專業知識而且超脫于糾紛中的各利益團體，同時還將自身工作置身于社會監督之下。 　　山西省醫調會運行半年多以來，已受理了120余件醫療糾紛案件，其中成功調解13起，正在調解中的有36起，已經調解的案件經多次回訪無反復跡象。此外，醫調會在處理糾紛的同時，還就調解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向醫療機構進行反饋，一些醫療機構由此加強管理，避免醫療糾紛的發生。醫調會成立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就向受調解醫院提出改進醫療行為、避免醫療糾紛的合理化建議30余條，還有針對性地為醫院撰寫預防醫療糾紛及相關法律知識的稿件。 　　專家們認為，要想從根本上杜絕醫療糾紛，還需從四方面努力。 　　一.由政府從投入、立法等方面采取積極舉措，解決當前普遍存在于醫療衛生行業的體制機制性難題。 　　二.呼吁醫院等醫療衛生機構轉變觀念，改變現有的生物醫學模式，不能就病談病，要形成“以人為本”的生物社會心理醫療模式，切實從服務等各方面滿足患者的多方面需求。 　　三.發達國家借助醫療責任險把醫療糾紛從醫院內轉移到醫院外的做法也可借鑒。在醫療責任險得以推行的理想模式下，可以避免大量的過度檢查等行為，醫生可以從醫患糾紛中解脫出來，專心從事醫療工作。但要保證醫療責任險的運行效果，必須由政府、醫院、患者等三方合力，建立起專業有效的調解機制和公平公正的經濟責任轉移機制。 　　四.不管是“近親鑒定”還是“手足鑒定”，關鍵在于要對鑒定加強法制監管，盡可能保證鑒定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