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薩斯卡通皇家大學醫院臨床微生物學部門負責人Joseph Blondeau博士認為，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對新興病原體進行思考：一是著眼于出現的以前并未被當作問題的感染性微生物，二是著眼于包括抗生素耐藥性在內等多種原因引起的已經成為問題的病原體。而正是后者引起了Blondeau的興趣。 Blondeau建立了一個體外測試系統，評估一種病菌對某種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可能性。該系統對突變抑制濃度（抑制高密度人群中耐藥性最強的微生物生長的藥物濃度）下限進行測定。這項新技術將可以提高在臨床實驗室進行抗生素敏感性測試的水平。他還將對細菌耐藥性的發生機理進行研究，為開發新的抗生素服務。 　　 被冷落的抗生素 　　 不過，醫藥企業對開發新的抗生素藥物有疑慮嗎？ 　　 2003年，惠氏研究部門終止了其所有抗生素藥物的研發。惠氏研究部門生物技術副總裁Steve Projans博士表示，市場上已經有一些很好的抗細菌感染藥物，如果不是因為耐藥性，不需要開發新的藥物。因此，惠氏選擇了從前期（發現）階段業務中退出，不過仍然保留了后期（開發）階段業務。這是行業的發展趨勢嗎？沒能發現任何具有開發價值的重要的新抗生素藥物，這是許多企業終止抗生素研發的一個主要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在發現新的抗生素以后，開發的難度要比其他藥物大得多。這是因為對這些藥物上市的監管要求越來越嚴格。 　　 有一些企業正在從事新抗生素研究。SRI即是其中之一，SRI是一家接受企業和政府機構委托開展業務的獨立的研發企業，公司在開發抗感染性藥物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抗瘧藥鹵泛群（Halofantrine）是SRI在上世紀70年代開發的，抗病毒藥阿糖腺苷（AraA）也是SRI開發的。 　　 不過眼下SRI從事的大量抗感染藥物研究工作都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委托下進行的，因為抗感染藥物“錢”景不好，大型制藥企業對該領域研發沒有興趣。這些感染性疾病，如瘧疾和血吸蟲病僅發生于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這里的人群難以承擔購藥費用。盡管大型制藥企業不情愿地與這些國家開展了合作，但在這些國家的盈利壓力仍然是個問題。 　　 如果開發不盈利藥物沒有虧損風險，制藥企業是否會考慮轉身回來呢？可能不會，這就是像SRI這樣的合同研發組織以及小型生物技術公司進入這一領域的理由。大多數這類公司從事這些藥物的發現和開發，然后將其出售或者許可給大型醫藥公司或者大型生物技術公司。 “如果我們將所有這些風險化解，如果我們使藥物通過臨床試驗，并解決所有生產問題，大型醫藥公司將會很樂意為我們生產銷售產品。”SRI生物科學部門臨床前開發負責人Jon Mirsalis說。這種模式如今為一些生物技術公司所采用，它們使用政府資金，開發針對耐藥性病菌的藥物，并希望在藥物通過I期臨床研究后，將其出售給默沙東或輝瑞這樣的公司。 　　過氣的“明星” 　　 很明顯，大型醫藥公司和大型生物技術公司退出抗感染藥物研發已不是新聞。Tufts大學Tufts藥物開發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Janice Reichert博士注意到了這一趨勢。她表示，當政府為防范生物恐怖主義提供財政激勵時，這類研究就會出現一段活躍狀態。不過，因為委托給生物技術公司開發業務，政府并沒有做出任何購買承諾，企業感到花費十余年的時間開發生物防御性藥物卻賺不到錢，因而并未采取實際行動。 一些非生物防御性藥物的研發也半途而廢。這些抗病原體藥物的研究曾經轟動一時，后來卻逐漸退去。SARS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它一度成為非常重大的事件，不過后來卻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如今，生物技術領域很少關注這一病毒，因為它在眼下不是問題。Reichert表示，如果你有一個10年的研發計劃，你將不會為一種將來可能會消失的病菌研發新藥。而像癌癥這樣的疾病將會長期存在，因此，企業有更大的動力開發治療這類疾病的藥物。當然，醫藥企業也有長期鐘愛的抗感染藥物領域，如抗HIV-1、乙肝病毒及耐甲氧苯青霉素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藥物，這些藥物的市場非常穩定，也因此為大型醫藥企業和小型生物技術公司帶來了開發新藥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