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紀委委托地方紀委和統計部門在廣州、湛江、韶關等9個市(區)進行2006年黨風廉政建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醫院以63.43%的得票率被群眾評為“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突出”的領頭羊。 　　客觀地說，醫療腐敗不是哪一國家獨有，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去年發布了《2006年全球腐敗報告》，將醫療衛生腐敗問題定為年度全球腐敗報告的主題，報告同時指出全球醫療衛生服務行業中存在大量賄賂和欺詐行為。如此說來倒不是為醫療腐敗開脫，而是不妨從國際視角去看看人家是怎么診治醫療腐敗的——譬如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阿諾·雷爾曼教授認為：“醫療腐敗最根本的癥結在于，我們把醫療系統當作了商業形式來運作。” 　　其實這個論斷并不高明，和我們民間的“病人商品論”是一個意思。遺憾的是，現在我們還指望那些“治標不治本”的道德洗禮、藥價博弈來拯救被商品化的病人。結果自然是被現實屢屢歸謬。 　　一定程度上，醫院跑成了“腐敗領頭羊”，甚是“可憐”，說“可憐”這里有雙重含義：一是群體性“小醫院、大腐敗”從概率論上就比較容易讓人質疑這醫療腐敗背后寓言著怎樣的環境誘因；二是在“醫院腐敗”的現實語境下真正得益的未必是花架子的醫院，這一點，只要看看各大醫院的預決算就曉得了。那么，老百姓關于“醫院腐敗”的切膚痛感來自哪里呢？從經濟學分析，再神奇的醫生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噸位給病人輸水，這顯然不是在治病，它最大的優勢在“單價”而不在“成本”，以壟斷姿態的終端市場控制遮蔽了成本環節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沒有選擇就是最壞的選擇”。人命關天哪，除了自己花錢救自己。分散的弱勢的病患個體，又如何能抗拒得了暴利誘惑下職業尋租的滾滾洪流？ 　　當我們的生命和基于市場規則下的資源一樣優勝劣汰時，醫療衛生“準公共品”的公益性就不能只臉紅而已了。從我國商業賄賂的立案率不到1%的現狀看，也許制度預防比風暴打擊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