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由政府推動的社會體制和政府治道改革，其實就是削弱政府既有權力與利益的過程。“自我革命”從理論上是說得通的，但在現實中，鑒于政府官僚階層與既有體制的利益共生關系，這幾乎是一種妄想 　　□文 高昱 　　在中國，我們一直的抱怨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長，惟有三個領域除外——教育、衛生醫療和住房。而這三個領域，又恰恰最需要政府出手，制訂完備的針對全民的保障方案和機制，并從納稅人繳給政府財政的稅收里拿出錢來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學難、看病貴和買不起房子，這三個民眾抱怨聲最大的問題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癥結：政府不作為，或者說政府缺位。 　　但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最近暴露的幾件事清晰地告訴我們，即使在同一個問題上，政府缺位的同時，也存在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政府越位。更深一步的觀察顯示，“政府缺位”的目的是為“政府越位”提供尋租的租金。先化公為私，等這個“私”長大了再化私為公；然后，這個“公”，又被掌握公權力的小利益集團化公為私。說通俗點，就是先放水養魚，然后等魚肥了再借刀殺魚。 　　這好象蠻奇怪。既然都是化公為私，干嗎兜這么大圈子，有病嗎？要相信人是充滿理性的，尤其是那些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其世俗智慧恐非你我能敵。借刀殺魚的一個“借”字，道盡了其中曲徑通幽的技巧。 　　以衛生醫療為例，為什么看病貴？直接原因是醫院少，競爭不充分，所以宰你沒商量；為什么醫院少，因為政府不愿意花錢新建擴建公立醫院，又切斷了對大部分醫院的投資，所以這些遠達不到醫療公共服務所需的醫院只能以高價賣藥來養醫，消費者看病既難又貴。那么怎么辦？管理者提出了市場化的改革思路，把絕大多數醫院都賣給私人投資者，政府不再承擔醫療服務的職責——你看，這就是放水養魚、化公為私。但是政府不再辦醫院了，官員們職責輕了，手中權力可不會少，誰想辦醫院掙錢得經過我的審批，醫院開張后我們定期檢查，更有無數的行政審批項目等著你，這得達標考核，那得申報注冊，都離不開我的大印。好，更高一級的政府部門宣布要減少行政審批，人大也通過了規范行政許可權力的法律，不要緊，我可以不收錢，但我下面有無數事業單位、協會、委員會，把錢交給他們也行，否則你拿不到檢測報告，沒有這些報告材料，你什么達標、考核、申報、注冊都不夠資格——你看，這就叫化私為公、借刀殺魚。當然，被殺的魚不會是這些醫療機構，最后真正買單的還是民眾。而這個借刀者也不是公家或者不主要是公家，而是掌握達標、考核、申報、注冊和許可權力的部分人，他們借機索賄，或瓜分檢測費、考評費等不列進財政預算收入的小金庫，也就是他們假公權力濟自己的私人腰包。 最近被披露出的以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為首的藥品監管部門腐敗案，就是最好的例證。1999年，剛剛成立的國家藥監局開始推行將地方標準品種轉為國家標準品種的工作，即要求所有藥品重新在藥監局進行藥品注冊，統一使用“國藥準字號”。這本是件好事，但聰明的腐敗官員就從中找到了大量尋租機會。2006年7月，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吉林省藥監局原副局長于慶香有期徒刑15年。于慶香在“地標升國標”時，經手了1000多個批文，一個批文收1萬元。新藥審批更是取之不盡的“錢袋子”，據本刊報道，國家藥監局2004年受理了10009種新藥審批，平均每天審批29種之多。而同年美國藥監局僅受理了148種新藥申請。由于申報的“新藥”過多，常常出現十幾家甚至幾十家企業爭奪一個批文的情況，最終審批權在藥監局，批給誰不批給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審批人員手中的權力。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教育和房地產的身上。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輕易明白許多看似費解的悖論。為什么上學和房價那么貴，追究到最后，其實就是一些官員階層與商人結成利益聯盟，腐敗官員首先將教育和住房等公共產品變成稀缺資源，然后以市場化的名義，將這些市場特許給某些商人經營——等于將稀缺資源以或明或暗的高價賣給商人，從商人手中尋租，而商人又加價出售給消費者。經此層層剝利，本來應該由政府作為社會保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又豈能不貴？ 　　學者秦暉最近在總結自1992年以來的15年市場化改革時寫到：“‘放權讓利’的改革變成了‘棄責爭利’，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卻憑借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這確實點中了當前中國改革遭遇的本源性難題。中國的改革，尤其是目前越來越艱難的社會體制和政府治道改革，是由政府來推動的。作為一種制度變遷，改革實質上是權力、利益與責任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重新劃分與再分配過程。對政府而言，改革的過程其實就是削弱政府既有權力與利益的過程。“自我革命”從理論上是說得通的，但在現實中，鑒于政府官僚階層與既有體制的利益共生關系，這幾乎是一種妄想。除了利用行政權威的處分和擢升機制，除了持之以恒地推動法治化建設，除了觸及心靈的榮辱觀教育，我們必須想更多真正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