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評價這是“廣種薄收”，按照經濟學邏輯則可解讀為，高州市人民醫院自覺放棄了挾資源壟斷以謀求“賣藥”暴利的傳統“經營”模式，改而采取了更符合市場規律的差異化競爭策略——其他醫院都是“以藥養醫”，高州市人民醫院則以便宜藥減輕患者負擔；藥品價格低廉的同時并不降低服務水準，患者求診量不斷增多，甚至有廣州患者遠道而來。高州市人民醫院獲得了巨大的患者“增量”，并且讓醫院整體收入結構呈現“倒金字塔型”，即30%的藥品收入加70%的綜合服務收入，這不正是新醫改所提倡的由藥品銷售主導轉為服務收入主導么？

  　　雖然汪洋書記建議“高州醫院‘平價’奇跡廣州可以學習”，但我以為高州醫院在當下醫療體制語境下，依然是難以復制的孤例。原因就在于，高州醫院的改革首先體現出大環境層面的“孤”。高州醫院雖然交出了一份“不賣藥也能發展”的現實實證，但對于那些堅守“以藥養醫”路徑倚賴的醫院而言，既然多年來依靠公立醫院的自然資源壟斷優勢，包括對政府政策扶持、財政補貼、人才集中的近乎專斷，足以獲得足夠的名氣與資源，不愁患者不上門，因此改革動力嚴重匱乏。

  　　高州醫院的改革本身也是小環境層面的“孤”。為什么改革者是高州醫院？答案要從高州是一個廣東經濟欠發達的縣級市、其100多萬人口以及人均收入不高中尋找。居民經濟承受能力較低的基礎條件，決定了高州醫院如果還走高價賣藥的老路子恐怕行不通；歷史包袱相對沉重讓高州醫院依靠改革尋找市場新生的決心有了強力支撐；而來自高州市人民醫院院長鐘煥清的個人魄力推動改革，更從另一方面凸顯了其脆弱——一旦鐘煥清職務調動，誰能保證改革堅持到底？

  　　高州醫院的改革要做到其道不孤，必須有更多的政策支持。

  　　首先，是新醫改必須堅持“加大政府投入、醫院以公益性為主”的價值核心。正如香港幾十元錢就可以包干治感冒的“秘密”很簡單，就是來自香港政府對于基礎醫療服務體制不遺余力的投入再投入。

  　　其次，推動藥品采購、人事薪酬制度、內部監督與異體制約等一系列環節的改革力度。無論是政協委員高春芳建議建藥品大市場醫院來采購，還是政協委員宗立成認為醫藥分開或導致藥價更高，都需要改革主導者從減輕民生負擔同步避免成本變相轉移、藥品醫院各相關行業的合法權益保障、醫生利益激勵機制的合理設計等，認真思索藥品采購改與不改、如何改。

  　　高州醫院的“孤例”價值更需剖析，由此我們才能尋找到讓“孤例”普泛的制度性因素，如是，它才不至于成為一根孤獨的旗桿。（來源：華西都市報　畢舸　廣東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