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衛生部新聞辦介紹,截至2010年2月底,全國31個省份共在1020個縣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占全國總數的35.7%,涉及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1.8萬個,占全國總數的38.7%。
這意味著,在推遲兩個多月后,新醫改中關于醫藥領域2009年度目標——在30%的政府舉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已告完成。而2010年的任務力保完成60%的目標。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一項全新的制度,涉及生產、供應、使用、定價、報銷等環節。在該制度實施前,地方財政部門擔心對基層衛生機構的補償是個“無底洞”,同時認為這樣補償只會“養懶人”。補償不到位是其推行緩慢的主要原因。
2009年8月,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正式啟動,實施半年來,部分地區暴露出一系列新問題,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認為,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需要在實踐中調整、修補。
亟待修補
農工黨是一個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政黨,在今年兩會上,農工黨中央提交了一份《科學制定國家藥物政策迫在眉睫》的提案,這份提案直陳基本藥物制度實施以來暴露的問題。
價格問題首當其沖。在藥品零售終端(藥店、醫院)目前存在“只賣貴,不賣對”現象,同時出現了用精裝藥品替代簡裝藥品,推銷臨近過期藥品的現象。如“孕試紙”進價0.5元,售價5元;“奧美拉唑腸溶膠囊”定價3.2元,售價高達62元。
該提案還認為,國家降低基本藥物藥價,但普通人并無明顯切身感受。同時,零差率藥品銷售政策,使得基層衛生醫療機構醫護人員收入大幅下降,缺乏財政支持,基本藥物大面積推廣前景堪憂。
《財經》記者獲悉,目前在生產、供應、使用幾大環節中,問題最為集中的是供應和使用環節,這也是基本藥物制度進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衛生部至今尚未公布基本藥物采購、配送的配套文件,各地做法也是各不相同。
一位從事醫藥流通研究的學者告訴《財經》記者,政府對基本藥物定位不清,造成基本藥物的采購配送體系與非基本藥物并無太大區別。基本藥物制度有重蹈舊體系覆轍——“價格戰”“中標死”——的危險。
實行新制度后,由于以往多級分銷體系面臨改革,一些中小配送商擔憂無法獲得配送權而倒閉。此外,地方保護主義抬頭成為新的隱憂,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縣委書記決定誰去配送,誰不去配送”(更多新聞來源E路有你)。
在使用環節,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特別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構成復雜,除政府舉辦外,還有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公立醫院的派生機構,此外還有少量的民營性質社區衛生機構。
更為棘手的是村衛生室,它們如何執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亟待政策明確。由于目前村級衛生室多為私人所有,自負盈虧,按規定并不在基本藥物實施范圍內,也無法獲得財政補助。一旦零差率銷售基本藥物,村衛生室將無任何收入,只能被迫關門,基層衛生服務網絡將有“破網”的危險。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莊村村醫馬文芳2月9日表示,建議國家對鄉村診所給予財政支持,解決鄉村醫生養老問題,否則鄉村醫生將后繼無人。
另一位來京參加“兩會”的政協委員則建議中央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把村衛生室包起來”。
據悉,對于這個新醫改方案忽視的問題,衛生部藥政司已經開始關注,正著手研究解決。
目錄多少
對基本藥物目錄的爭論,主要圍繞目錄數量的多寡。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2009版)共有藥品307種,按規定,各省級政府有權增補部分藥品進入目錄。據了解,除少數欠發達地區不做增補外,絕大多數省份都有增補計劃,其中增補最多是江蘇省,該省增補了292種,使得該省基本藥物達599種。
在此前調查中,一些基層醫療機構負責人反映307種藥品不能滿足老百姓用藥需求,應當增補一定數量藥品。然而增補多少,卻是兩難抉擇。
增補越多,老百姓越受益,因為報銷的范圍擴大,報銷比重提高。然而這要求政府有雄厚財力作為后盾,否則,地方財政將背負巨大的“債務包袱”。此外,增補太多,可替代藥品增加,有可能出現排斥國家基本藥物的局面。
華中科技大學基本醫療保險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嵐向《財經》記者表示,考慮到各省情況不同,國家在推行基本藥物制度時開了增補這個口,對于醫療機構來說有利可圖。
北京一家二級甲等醫院院長介紹說,為完成衛生部門對基本藥物銷售額的考核,醫療機構可以偏重其中的幾種藥,而使大部分國家基本藥物閑置。這也不妨礙醫生拿“回扣”的可能。
此外,老百姓會不會熱衷基本藥物還取決于用藥習慣。北京普祥醫院院長閻衡秋告訴《財經》記者,零差價藥品使用習慣看似取決于老百姓,實際上取決于大醫院。好藥必貴,堅持用貴藥的習慣也一時難以改變。
補償之難
“總體上補償沒有到位,這是目前存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華中科技大學基本醫療保險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嵐教授說。
按照國家規定,允許在藥品進價基礎上加成15%銷售,以往基層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運轉主要靠藥品的加成來維持。然而,實際上藥品的加成早已突破15%的限制,有的加成50%,有的甚至達到80%。
一旦只按照15%補貼,絕大多數機構將面臨倒閉。如果多補,又沒有依據。據了解,各地在基本藥物補償上,衛生部門與財政部門有分歧,財政部門認為這樣的補償將是“無底洞”,財政壓力大。
姚嵐認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公益性質和本身的經營行為有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最好的辦法是把全部收入上繳給政府,支出由政府負責,即推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和全國其他試點地區不同,北京市在推行藥品零差率銷售時,設計人員考核方案極為特殊,人員基本工資占70%,績效工資占30%,作為一項民心工程,決策層意圖力求穩定。但是“最后人員工作效率出現了一些問題”。
財政補償能否到位,是基本藥物制度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而在補償到位后,在基層衛生機構公益性與效率性之間如何平衡,又將決定這項制度能走多遠。(來源:《財經》記者 翁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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