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退休多年，但于維棟對國家高新區的感情依然很深。從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調研室、國家科委等7個單位組成聯合調查組赴中關村調查至今，盡管已經過去20多年，往事依然清晰地印記在他的腦海中。作為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于維棟見證了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新區的誕生。

　　從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到首個國家高新區

　　“1987年年底，新華社記者夏俊生寫了4篇關于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調查報告，這4篇調查報告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中央要求組織力量對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于維棟清楚地記得，中央領導閱讀這4篇調查報告后在一些語句下劃了加重號，有的還做了旁批。那些劃了加重號的語句包括：

　　“這條街上的科技企業，不僅自己開發的技術成果迅速變為生產力，而且把中國科學院積壓多年的科研成果變為實用技術投向市場。”

　　“建議國家對個體、集體、全民科技企業通盤考慮，研究技術產業的政策、法規和管理辦法，以促進我國技術產業的發展。”

　　“民辦官助型”、“以200%的速度遞增”、“把人才流動搞活”、“民辦科技企業最大的意見是得不到進口許可證和國家科技項目”等。

　　此外，在“中關村地區有4.5萬多名科技人員和高校教師”的文字邊作了旁批：“直接參加企業工作的有多少？”

　　誰都沒有想到，這4篇調查報告通過內參的形式送達中央會在日后一石激起千層浪。1987年12月，作為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科技組負責人，于維棟帶領由7個單位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深入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進行調查。在接下來的2個月里，于維棟經歷了策劃、組織調查、起草報告到見證中央決策的全過程。

　　“實際上，黨的十三大召開以后，中央發展科技和經濟的思路是將兩者結合起來，雖然大政方針已經明確，但卻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結合點，沒有找到能夠操作的載體。”于維棟介紹說，在2個月的調研中，他們形成共識，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經驗不能只停留在肯定成績上，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摸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科技工業園區，這是“粘合”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最好載體，是科技人員投入經濟建設主戰場的最佳切入點。經過研究討論，聯合調查組成員一致認為，向中央提出建立科技工業園區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8年3月7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在中南海召開。與會者對聯合調查組提交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人強調科技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特別是要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服務；有人認為要給民營科技企業一些政策傾斜，并普惠到全國。最終，在討論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問題時，會議決定要建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試驗區建設以北京市為主，國家科委、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參與協作。

　　1988年5月，國務院批復《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新區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在中關村誕生。

　　“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成立是北京市乃至我國科技改革史上一件具有深遠意義和重大影響的事件。從那以后，中關村的影響與日俱增。”正如于維棟所言，1999年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更名為中關村科技園區；2009年國務院批復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要求把中關村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2010年，中關村企業總收入達到1.59萬億元，同比增長22.6%；軟件與信息服務業持續引領國內產業發展，約占全國總量的1/7；計算機市場占有率、手機產量穩居國內第一；集成電路設計收入占全國的1/4。截至目前，中關村上市公司總數達到182家，其中境內上市109家，境外上市73家，并初步形成了創業板中的“中關村板塊”。

　　火炬引領國家高新區蓬勃發展

　　“中關村的作用和影響不僅在于它創造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在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擴散、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的一種新模式。”于維棟表示。

　　在首個國家高新區誕生之后，國家高新區蓬勃發展。1991年、1992年連續兩年，國務院對國家高新區建設作出戰略性部署，先后批準建立了51個國家高新區。1997年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成立，2007年寧波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2009年湘潭高新區、泰州醫藥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2010年又有27個省級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目前國家高新區總數達到83個。

　　于維棟回憶說，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成立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一致認為，在科技資源密集的地區興辦高科技產業開發區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可行辦法。“可先集中力量搞兩三個試點，不要一下子搞太多，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經驗值得重視，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一個建立高科技產業開發區的條例，研究、解決好有關政策問題。”于維棟表示，在這樣的思路下，1988年8月火炬計劃開始實施，拉開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帷幕。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成功經驗很快推廣到全國，到1991年，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高新區達到27個。于維棟參與了很多國家高新區成立前期的調研工作。在他的記憶中，最緊張、最辛苦的一次調研是在1992年，于維棟參加的調研組在26天的時間內走訪了8個城市。調研結束后，調研組提出了“再發展25個國家高新區”的建議。

　　“這個建議當時也引起了爭議。”于維棟表示，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全國掀起了開發區建設熱潮，涌現出約8000個各級各類開發區，此時增建國家高新區無疑會被冠以盲目跟風之名。然而，于維棟等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情況進行考察后發現，一個完全依賴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家是無法發展壯大的，經濟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園區數量和規模都很大。于是，調研組在報告中提出：中國要在21世紀20年代成為與美國、歐洲、日本等實力相當的經濟大國，如果沒有50-100個能夠成氣候的高新區是不行的，而一個高新區從建立到成氣候起碼需要15-20年的時間，1992年不開始建設就太晚了。“這個建議經過中央有關領導的審批最終獲得通過。”于維棟表示。

　　國家高新區的擴容升級標志著高新區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國家高新區已經成為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意味著國家高新區能夠以更高的起點、更厚實的基礎迅速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當年于維棟等人向中央提出的建議正一步步變成現實。

　　“實際上，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之所以能支撐得住，高新技術產業在其中發揮了支柱作用。經過20年的探索和實踐，國家高新區蓬勃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一點都不差。”談到這些，于維棟頗感自豪和欣慰，他表示，到目前為止，在發展中國家里，我國是科技園區做得最好的。

　　的確，經過20年的發展，國家高新區已經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面旗幟，不僅是我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更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支柱地位日益顯現。“十一五”期間，國家高新區主要經濟指標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速度。西安高新區、合肥高新區、寶雞高新區等19個國家高新區的工業增加值已占到所在城市工業增加值的30%，接近一半的國家高新區工業發展增速超過15%。

　　國家高新區在堅持中實現個性發展

　　“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國家提出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對于一直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為主要目標的國家高新區來說，新時期將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于維棟對此充滿期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家高新區超強的抗風險能力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事實證明，國家高新區已成為我國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基地。經過20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個國家高新區的主導產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芯片設計和生物醫藥研發外包、上海張江高新區的集成電路制造、武漢東湖高新區的光纖光纜和激光設備、無錫高新區的太陽能光伏和物聯網、包頭稀土高新區的稀土材料、保定高新區的新能源產業等都已形成在全國乃至世界有影響力的特色產業集群。

　　“從全球看，國際金融危機正深刻地改變著世界經濟，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競爭和創新高潮。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紛紛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體現了力圖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占據主動的戰略意圖。國家高新區將面臨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于維棟認為，從國內看，我國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關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有許多重要任務等待國家高新區去完成。在此過程中，國家高新區必須堅持“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初衷與宗旨不變，只有這樣才能在決策過程中圍繞根本去發展而不會偏離航線。與此同時，每個國家高新區的優勢與基礎不同，發展的重點與路徑不能一概而論，其他高新區的成功經驗只能去吸取而不可去復制，只有按照自己的個性進行不同的發展定位，國家高新區才能形成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于維棟看來，盡管我國經歷了各種發展階段，但始終在積極探索，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依托國家高新區這個載體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來，已經被實踐證明是一個成功的探索。在21世紀的今天，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振興的希望所在，它不僅使祖國更加強大，而且使人民的經濟社會生活逐步改善。“如果有100個左右成氣候的國家高新區，將大大加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相信新的一代一定會比我們做得更好。”于維棟再次強調。

　　于維棟，1960年畢業于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前身）。曾任兵器部447廠中央實驗室技術員、實驗室主任，核工業第二研究設計院工程師、研究室主任；1982-1995年先后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從事科技政策研究，擔任研究員、科技組組長、調研室副主任、黨委書記等職務；現任中國高科技產業化研究會特聘副理事長，中國科學院現代化研究中心理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