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到藏區巡回醫療服務 王勉之 提供

進軍西藏這一路，有多少人因高原缺氧倒下？有多少人被雪山冰河凍傷？又有多少人患上各類嚴重的高山病？

沒有氧氣供應，藥品、醫療設備奇缺，遇到重病的患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縱有滿腔的熱情、一身的技術，還是無力回天……對于一名醫療工作者來說，最大的痛苦也許莫過于此，但又別無選擇。

“騾背病房”隨軍流動

“我這一輩子在很多地方工作過，唯獨對西藏有割不斷的情結。”國家計生委原副主任、時任18軍醫療隊助產士的吳景春作為首批進藏女兵，對這一路的風霜雨雪、苦中作樂，與戰友們有著同樣銘刻心底的記憶。

她是1951年隨西北進藏隊伍一路進軍的。在隊伍的末尾，有一個特殊的“騾背上的醫院”。吳景春解釋，所謂的“醫院”，就是兩個騾子抬著一個小棚子，西北人管它叫“架窩子”，里面可以放上一張“單人病床”，生病的戰友在里面，可以坐、可以躺，我們作為收容隊，一路上都走在隊伍的最后面，收容病號。

吳景春說，“雖然在行軍的情況下，我們這個‘醫院’也還是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的，每天都要查房、治療和書寫簡單的病歷，即使在爬雪山、過冰河的途中，醫護人員也要跑前跑后照顧病人，還要做飯、站崗、放馬”。

有一天，“騾背醫院”收進一位重病人。由于感冒和極度缺氧導致急性肺水腫，病人大口大口地吐粉紅色血沫，聽診時肺部滿是水泡音，像是開了鍋。

“當時哪有吸氧的設備啊！我們全力搶救，也不見效，這是我們這一路進藏部隊中，第一位犧牲的同志”，吳景春還記得，死去的，是一位為部隊運輸物資的民工；雖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當年的模樣還是那樣清晰：“穿一身青布皮襖皮褲，頭上纏著白頭巾，一臉憨厚，是個典型的西北地區莊稼漢……”

一位軍醫管60個病號

時任18軍醫院婦嬰科軍醫的王季秀則回憶，當時翻過二郎山、折多山等一座座高山，越過湍急的大渡河、雅礱江到達甘孜后，她和200多位軍醫分散居住在藏民家里，因陋就簡迅速展開醫療工作。

“那時候任務是很繁重的，我一個人最多管過60多名傷病員，常常忙得吃不上飯。病人又分散在各戶藏民家中，要來回奔跑，一天下來腰酸腿疼，回來的時候常常過了飯點，只好餓著肚子，晚上還要走家串戶地出診。”

若非親身經歷，很難想象那時候所謂的“醫院”是個什么樣，王季秀說：“可能是高寒地區為了防寒吧，藏民家里的窗戶又小又少，屋子里光線極差，要鋪上白床單才能看清物品，這給我們治療帶來好多困難。”

藏民房屋的下層是牛棚馬圈，樓上住人，所謂的樓梯就是一根獨木棍，上面拿刀砍上踏腳的槽，用手扶著上下。王季秀說：“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梯子搬運傷病員，給他們送飯、送藥。說實話，開始時真有點害怕，后來才練得熟練了。”

沒有桌椅，就在運輸物資的木箱上書寫病歷；沒有血庫，遇上緊急危重傷員，或是手術需要輸血時，都是醫務人員自己捋起袖子……王季秀就給病人輸過兩次血，“那是出于戰友之情的無償獻血，也沒有休息，也不知道獻的血到底是給誰用。”

衛生班長訴說遺憾往事

時任18軍53師159團衛生班班長盛太遠和時任18軍52師155團衛生班班長續慶余，兩個“老衛生班長”聚到一起，說起半個多世紀前看護傷病員的事，都不約而同地感傷起來，滿心遺憾：“那時候，藥品本來就少，后方補給也難，真是缺醫少藥啊，很多不該犧牲的同志都犧牲了……”

雖然進藏時帶有先前繳獲的部分藥品，但基本上也就是“阿斯匹林托氏散，既治咳嗽又治喘”，大家都像“寶貝”一樣看待，許多病號還互相謙讓，都說要“留給更有需要的人”。

很快，用來簡單“捆捆扎扎”的醫用紗布的供應也跟不上了，衛生班只好把粗布撕開，用老百姓蒸饅頭的蒸籠消毒后使用。

“爬山的時候遇到缺氧的病人，沒有設備，我們只好盡量想辦法把人往山下抬；戰士們修路的時候出一身汗，停下來幾分鐘，就容易感冒，難受的時候，我們也只能給他多喝點水，多喝點酥油茶就算好的了”，盛太遠記得，不少官兵都患上了心血管疾病，“我們一個副指導員，起床時怎么喊也喊不起來，才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其實他早就患高血壓了，當時也不知道，就說自己頭疼……”

王季秀也忘不了，當時能用的抗生素只有青霉素，遇到肺水腫病人，沒有氧氣供應，什么忙也幫不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干著急，“心里真是難受！傷病員去世后，醫生護士一起挖坑，把戰友掩埋了，大家都失聲痛哭”，王季秀說，每一次悲痛過后，她在心里也更增添了一份“不管條件多么差，也要盡自己所能，為傷病員服務好”的決心。（新民晚報記者　魯雁南　張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