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以一己之力挑戰整個醫藥行業的黑幕，但面對現實，他充滿沮喪。一個上海人，用真名進行醫藥打假，6年內成為上海、浙江醫藥界以及媒體競相關注的對象，他叫高敬德。1968年出生的他，現在已是白發星星點點，禿頂漸顯，神情憔悴。

　　“截至目前，我打假628起，沒有出現過一起失誤的情況。”他隨身拎著一個皺巴巴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裝滿了各式“家當”打假的資料、相關部門蓋公章的證明以及他在各地親自搜集的假藥名單。而今，高敬德走起路來，身體依然會微微向右傾斜，一瘸一拐，他平靜地解釋自己右邊的軀體已經變得不太利索:“這還是在上次打假的時候，被人打成這樣子的。”

　　高敬德說：“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絕不會走現在這條路。”

　　被假藥改變的人生

　　高敬德的命運，因為一種治療脂肪肝的藥發生逆轉:“我打假的目的很明確，我自己深受其害。”

　　2001年，高敬德進入上海麗天藥業有限公司，擔任麗天藥業有限公司華東區經理暨采購部經理。高敬德有著多年脂肪肝病史，雖然在藥品行業做了十幾年，但是一直未能發現能夠治療該病的特效藥。到了2003年11月左右，他代表公司到沈陽參加藥品交易會時，聽聞同行提及某肝片治療脂肪肝效果不錯。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醫院開了兩瓶某肝片，而后他又介紹同樣患有脂肪肝的表哥開了此藥。

　　然而高敬德和表哥在吃了半瓶藥后，分別出現了惡心嘔吐、皮膚紅疹瘙癢等癥狀。憑著多年接觸藥品的經驗，高敬德意識到自己可能買了假藥。于是，他根據藥瓶上的廠址上網查詢。這一查，還真的查出了問題。網上登記的該肝片的廠家廠址有兩個，并且竟然使用了同一個批準文號，高敬德認定:“其中肯定有一個是假藥”。

　　于是，他分別向兩家藥廠打電話訊問，但兩家藥廠都聲稱自己是正宗的。為了查明真相，高敬德立即決定親自探個虛實。高敬德以他當時的麗天藥業采購部經理的身份分別深入到這兩家藥廠，查明了真相，證實了其中一家確實是假的。經上海市藥監局調查取證，查實確實有醫藥公司銷售該假藥，對其作出了沒收假藥及非法所得的處罰。根據非法銷售的總金額，“上海市打擊假劣藥品專項獎勵資金管理委員會”獎勵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幣。

　　堅持打假打到底的高敬德又兩次去北京上訪國家藥監局，這引起國家藥監局的高度重視，在有關領導的批示下，上海市藥監局派人取締了制假窩點。

　　就在高敬德舉報假藥時，他所在的麗天藥業也和生產真藥的企業談妥了銷售代理事宜。麗天公司在參考了外地的定價后，準備將該藥價格定為每盒136元。高敬德去過該藥的生產基地，知道其成本價只有3元，批發價也不過9元。他悄悄向上海市藥監局和物價局舉報該藥價格虛高。他的舉報引起了上海市物價局的重視，經與市中藥行業協會價格委員會協商，最終把該藥價格降為每盒19.8元。

　　在高敬德看來，這次降價就是他失去工作的直接導火索，“雖然公司沒有明說，但在查出是我舉報后，其實擺在我面前就只有一條路:走人。”

　　其后大約在2004年，高敬德進入成都海裕醫藥公司擔任總經理，“那時差不多年薪可以拿到20萬，有專車，有司機”。但這份工作，他前后也只干了一年。

　　循環的打假模式

　　網友對高敬德的評價分為兩面，有人稱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人稱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

　　但高敬德強調，他自己是在“貼錢打假”，“這么多年來，我花在打假上的費用已經有20多萬元，我在全國各地拿到的舉報獎勵只有12萬多元，哪里有打假打成這樣的？！”他坦言，他目前的生計還是靠以前的積蓄來維持，“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已經沒辦法再繼續打假了”。

　　高敬德“相當較真”。2008年1月16日，在南京市湖北路一家藥店里，為了向在場的藥監局工作人員證明自己的舉報是正確的，高敬德當場服下藥店里出售的所謂壯陽藥，不久就發生昏迷癥狀，被送到醫院治療，經診斷為誘發性糖尿病。那次以身試藥的結果，是藥店被罰款2000元，高敬德獲得2000元賠償。

　　多年來，高敬德在各地的打假模式也是驚人的相似:先是向藥監部門舉報假藥，要求其提供被舉報假藥的檢驗報告，而后再將藥監部門告上法庭，告這些部門“行政不作為”。對各級藥監部門、相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的電話號碼，他也是如數家珍。

　　與此同時，他與來自藥監系統的工作人員也沖突不斷。而讓高敬德最為聲名鵲起的，還是他在南京的被打事件。2008年9月11日，高敬德以患哮喘病“待查”為由，住進了南大醫院，他要在南大醫院里打假藥。當天下午，他發現一位老人開出的一種藥是假的，想把藥從老人手里買下來，但被醫院工作人員察覺。這年的9月14日，在南大醫院門外，高敬德被打了。在之后的一個多月里，他先后前往南京市三家知名醫院就診均吃了“閉門羹”，“我被打傷以后，當地所有的醫院都不給我看病，我住不了院，上了醫院的"黑名單"。后來我還起訴了南大醫院等三家醫院，醫院通過鼓樓區法院還賠償了我5000元。”他回憶道。

　　仿佛扎進了一張

　　看不見的“網”

　　時至今日，高敬德不得不承認，自己付出了太多的代價，雖不乏有人認為他偏執，但醫藥打假已經成為他的人生目標，“我自己是學醫的，我不想有第二個人深受假藥之害。”

　　在世俗社會中，高敬德被認為是走上了一條“眾叛親離”的不歸路。在最開始打假的時候，是匿名舉報的，但舉報后一個星期，他家里的玻璃窗就被人砸碎了，賣假藥的給他打電話，說要給他20萬元，讓他收手。在他開始實名舉報假藥后，他家防盜門被人砸得變了形。2004年10月，他的妻弟被人打傷。此后，他的家人隔三差五地接到匿名恐嚇電話，妻子多次哭著懇求他不要多管閑事，父親也整天為他擔驚受怕。2005年夏，為了不連累妻子，高敬德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加之雙親的相繼離世，他開始一個人的漫漫打假路，他于是感嘆，“如果我有小孩或有家室，我也可能不會走這條路。”

　　即便是當年麗天藥業的同事，都已經與他相忘于江湖。當年一位與他相識的人事部經理在面對媒體問詢時，干脆說，“我剛過來，我不認識高敬德。”聽見昔日同僚如此答復，高敬德百感交集。

　　而現在，總有盯梢高敬德的人，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經常在公共浴室或朋友家中借宿。居無定所這種生活，也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而最讓高敬德感到無奈的是，他感覺自己仿佛一頭扎進了一張看不見的“網”中，多年來的經歷讓他感覺自己成為一個許多地方避之不及的“瘟神”。讓他感到最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的打假行動經常被相關部門像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食品藥品監督局、工商局、衛生局等相關部門，均各持一套說辭，為此，他在各個部門之間被推來搡去，身心勞頓，不得不感嘆:“因為這里面水太深，不是我一個人就能把這件事做好的。”但旋即，他又補充道，“跨出了這一步，你就回不了頭了。”

　　他也反映，近年來，有一些基層的藥監部門試圖每年給他一些為數不等的經濟回報，條件是要他不要在他們所管轄的范圍內打假。這個說辭，讓他感覺既匪夷所思又憤慨滿腔。

　　也有人指責高敬德買藥舉報的方法是“釣魚執法”，但他反駁對方，振振有辭，“我又不是執法者，我買假藥舉報怎么會是"釣魚"？”

　　有藥監部門的工作人員說他現在是“名人”了，他回答，“名人不名人沒關系，你首先要履行職責。”

　　“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不會走這條路”

　　2008年南京被打事件發生后，高敬德說，他感覺前途灰暗，也想到了放棄。

　　但讓他唯一深感欣慰的是來自民眾的支持。以一己之力挑戰整個醫藥行業的黑幕，這多少讓人想起堂吉訶德的戰風車，這也使得高敬德成為2008年感動中國候選人之一，同年，他還以370多萬張選票，當選為2008年中國十大法制新聞人物。正是這370多萬張選票，讓他有了堅持與前行的信念，“這也說明，還是有很多老百姓能信任我、支持我，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我又繼續走下去了。”

　　幾年以后，他心心念念的還是這群數量龐大卻面目模糊的支持者。

　　開家維權網站或公司，公開賬目，招募志愿者共同打假，并公布每月的假藥名單是高敬德多年來的心愿。他甚至將手機號碼公諸媒體，希望民眾如果買到假藥，可以向藥監部門舉報，也可以給他打手機，“既然走了這條路，我也不后悔，我希望更多的人參與，我愿意教市民來識別真假藥。”

　　如今，高敬德的照片被放在一些藥店里，那些店主提醒他們的店員:如果見到疑似老高者，就需要提高警惕。

　　這位醫藥打假人，有時是信心滿滿，有時又顯得很沮喪，不得不偶有感嘆，“如果人生有第二次，我絕不會走現在的這條路。”賀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