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朱梅剛 　　我國知名淋巴瘤病理專家，第一軍醫大學專家組成員，中國抗癌協會淋巴瘤研究委員會委員，《癌癥》、《診斷病理學雜志》編委，廣州市淋巴瘤研究協作組組長。 　　朱梅剛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開始重點研究臨床病理中的難題——惡性淋巴瘤的病理診斷與鑒別診斷，特別是良性淋巴組織反應性增生（ＲＨ）病變與惡性淋巴瘤的鑒別診斷；１９９１年在國內最早引進ＰＣＲ技術應用于淋巴瘤的診斷；１９９４年建立了“以病理組織學為基礎，以免疫組化、基因診斷為輔助的三結合ＮＨＬ診斷方案”，該方案與國際的診斷方案接軌，大大提高了淋巴瘤的確診率。他本人也因此被病理學界公認為淋巴瘤良、惡性診斷與鑒別診斷的權威。 　　【大家•印象】 　　初春的晌午，陽光格外暖和。采訪任務結束，記者坐在南方醫科大學的教授餐廳里美美地吃著一份牛肉刀削面，朱梅剛教授就像親爺爺一樣帶著慈祥的微笑坐在對面，不時地問“能不能吃飽啊”。誰曾想到，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國內赫赫有名的良、惡性淋巴瘤鑒別診斷的權威專家。 　　結識朱梅剛教授有些巧合，不是在某個學術會議的現場，也不是因為他的某個事跡被廣泛關注而跟風。 　　今年新年剛過，一位一向心氣很高的醫療界朋友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最近被一位專家的敬業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出于職業的敏感，我隨即追問原因。 　　這位朋友說：“單位年初外聘了一位病理學專家作為病理實驗室的顧問，在農歷新年前，我請他年后寫一點關于病理實驗室方面的東西。這篇文章我們并不急著要的，誰知道，年初九正式上班那天，這位專家準時來到單位，并鄭重地交給了我一份整整８頁紙的手寫稿，工工整整，無一處涂改！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像他這樣的大牌專家，寫這種報告也許根本就用不著他親自動手，就算是也不用這么急著在過年期間寫出來，而且還是在新年上班的第一天交過來，我無法不對這樣一位７５歲高齡的專家肅然起敬！”朋友用幾乎有些夸張的語氣向我表達著他對這位專家——朱梅剛教授的感慨。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馬上上網搜索關于朱梅剛教授的信息，令人失望的是，沒有搜到關于朱梅剛教授的任何個人介紹。但是，關于朱梅剛教授編寫的教材、專著以及他參與的病理診斷會診、在國內國際淋巴瘤病理診斷的學術會議上演說的消息卻多不勝數。由此我判斷，這是被媒體“漏掉的一位大家”！這多少讓記者有些抑制不住興奮，立即聯系朋友幫忙預約采訪。一開始時并不是很順利，朋友告訴我，朱教授不太愿意和媒體打交道，專業媒體也不例外。無奈之下，我只好采取“曲線救國”的辦法，讓朋友給他捎去幾份我們的報紙，并請朋友轉達我們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宣傳個人，而是希望能夠以其成長的經歷給眾多年輕的醫務工作者以提示”。 　　帶給朱教授的那幾份報紙奏效了。朱教授通過那位朋友傳話：“自己和你們報道過的吳孟超院士等大家相差太遠，但是你們的導向非常好，我愿意接受采訪。不過不必宣傳太多個人的東西，只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注良、惡性淋巴瘤診斷與鑒別診斷這一世界性醫學難題，這才真正有意義。” 　　就這樣，記者終于在廣州南方醫科大學的校園里見到了朱梅剛教授——一位除了專心科研還喜歡看反特片子、性情率直，至今還保留著一顆童心的病理學專家。 　　【人生畫卷】 偶然機會與病理診斷結下畢生緣 　　１９３１年的中國，災難深重。 　　這一年，朱梅剛出生于江蘇省宜興市郊區一個貧寒農家。當時，中國兵荒馬亂、貧窮落后，深受世界列強凌辱；尤其是醫學科學落后，傳染病肆虐，數以萬計的中國老百姓深受疾病之苦。朱梅剛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三弟一妹，生活十分艱難。那個時候，為了生存，絕大多數窮人家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地主家做童工。受盡苦難的父母不想讓朱梅剛走這條看不到頭的苦難之路，于是想盡辦法借高利貸讓朱梅剛去學點文化。 　　 “很感謝父母有這樣的決心，可能這也是那個時代里的人最有遠見的一種投資了。”說起小時候的求學經歷，朱梅剛感慨萬千。 　　新中國誕生的第二年，１９歲的朱梅剛非常意外地考上了第二野戰軍醫科大學（第三軍醫大學前身），圓了他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大學夢。“我從小就想做醫生，但是那個時候上醫科院校的成本是很高的，為了能夠早日出來養家，初中畢業后我選擇了上師范（中專），因此，在考進醫科大學之前，我已經是無錫師范一年級的學生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的一個堂兄鼓動我和他一起去考醫科院校，論學歷和實力，高中畢業的堂兄機會應該是很大的，但是陰錯陽差，當我們真的沖破重重阻撓，從江蘇輾轉到重慶，我竟然順利被錄取，而堂兄卻因為政審出了問題沒被錄取。后來想想這也許就是命運的安排吧。”直到現在，朱梅剛對自己順利踏上大學之路還有些慶幸。 　　朱梅剛被分到５年制的醫學本科班，１９５６年畢業后留校任教。１９５８年上級調他到學校的附屬醫院病理科工作，他因此成為一名光榮的軍醫。年輕的朱梅剛既興奮又覺得自己身上的責任重大。“和那個時候所有的革命青年一樣，從心靈深處萌生立志奮發圖強、為振興我軍醫藥衛生事業貢獻畢生精力的志向。”朱梅剛說，“那種革命的熱情和理想一點都不是沖動或是虛偽的想法，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因為貧窮，差一點就與病理專業擦肩而過的人。” 與一個小病人的悲喜遭遇 　　朱梅剛教授專攻淋巴瘤的良、惡性鑒別診斷，源于他在１９６５年與一個小病人的悲喜遭遇。當時朱梅剛在第三軍醫大學附屬醫院病理科已經小有名氣。有一天，一位父親帶著還在上中學的孩子來醫院求救。男孩身體一直不錯，突然有一天家里人發現他的頜下淋巴結開始腫大，于是立即帶他去診治，被懷疑為惡性淋巴瘤。這個診斷結果如同晴天霹靂一般，讓這位父親實在難以接受，于是他拿著孩子的病理切片來找朱梅剛會診。這位父親帶著哭腔告訴朱梅剛：“我把診斷的結果瞞著兒子，但是我的精神壓力實在太大了，我原來喜歡拉二胡，現在再也沒有心情拉了。每天在兒子熟睡以后，我才敢坐在兒子的床邊瞅著他。” 　　“我實在無法拒絕這樣一位父親對我的如此重托，因為當時國內基本上還沒有人對淋巴瘤的良、惡性鑒別診斷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是在當時的世界醫學界來說，這也是一個難題。雖然沒有十足的把握，但我還是想試一試，于是就替那個男孩重新診斷。根據經驗，我判斷孩子的病情不符合淋巴瘤的臨床表現，后來向北京、上海的業內專家進一步請教后明確診斷，孩子患的并不是惡性淋巴瘤，而是良性的淋巴結腫大。有了這個結果，隨即對癥治療，孩子的病情很快緩解，那位父親的臉上開始流露出開心的笑容，悠揚的二胡聲也再次響起，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輕松表達。”朱梅剛在４０年后的今天說起這件事情時依然激動不已。 　　朱梅剛說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很大，那個時候有些確診為惡性淋巴瘤的病人，治療不到２周就抵擋不住病魔的侵襲而離開人世，或者是化療幾個療程以后在痛苦萬分中去世。正是親眼目睹了那一幕幕悲慘的故事，朱梅剛暗下決心要將淋巴組織增生良、惡性鑒別診斷的研究探索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 攻堅難題窮追不舍 　　文革期間，朱梅剛從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調到第二軍醫大學，舉家遷往上海。也正是這樣一個機緣，朱梅剛接觸到了對淋巴瘤研究頗深的上海腫瘤醫院教授涂蓮英，并直接得到涂教授的指點。 　　廣大病理工作者一致認為臨床病理診斷有四大難題，即骨腫瘤、軟組織瘤、卵巢腫瘤和淋巴瘤，而其中的難中之難即為淋巴組織腫瘤的良、惡性的診斷與鑒別診斷。往往一例疑難的淋巴組織增生性病變病理切片，“訪遍”國內各大醫院病理專家，可以得出良性、惡性、可疑惡性等不同診斷意見，使得病人無所適從，醫院的治療方案也因此“忽左忽右”，帶給病人及其家屬無比沉重的精神及經濟負擔。 　　而朱梅剛也是在屢次碰壁之后才逐漸意識到攻堅淋巴瘤的病理鑒別診斷并不簡單，更沒有捷徑可走。早期研究時，他以為多看幾張典型的惡性淋巴瘤切片就可以掌握淋巴瘤的診斷，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由于淋巴組織與其他組織不同，它由人體的免疫活性細胞組成，當受到抗原性刺激以后就會產生復雜的增生變化，這就容易與惡性淋巴瘤的病理變化“混淆”，也正因為如此，朱梅剛也曾經遭遇過因誤診而帶來的巨大良心譴責。 　　一次次的教訓促使朱梅剛決心從弄清淋巴瘤的發病機制入手，循序漸進。他從了解淋巴組織正常結構與功能的“基本功”開始，逐步通過病理切片的制作和觀察，掌握了良性和交界性淋巴增生病變到惡性病變全過程的規律，提出淋巴組織良性反應性增生的病變形態學必須從免疫反應的本質去理解。基于這些研究結果，朱梅剛正式公開提出“以病理組織學為基礎，以免疫組化、基因診斷為輔助的三結合ＮＨＬ診斷方案”，后經證明該方案與國際的診斷方案接軌，大大提高了淋巴瘤的確診率。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淋巴瘤患者的求治也給朱梅剛提供了更多的認清淋巴瘤的機會，并在淋巴組織良、惡性病變診斷方面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朱梅剛先后主編出版有關專著三部，撰寫相關論文數十篇，為病理界對良、惡性淋巴瘤的鑒別診斷提供了參考。 　　１９８９年，組織上把年近六旬的朱梅剛教授調到南方醫科大學（前身為第一軍醫大學）擔任病理教研室主任，他帶著自己的研究從西南來到華南城市廣州。工作地點在改變，但朱教授對事業追求的理想和決心絲毫未曾動搖過。這個時候，已經在淋巴瘤病理診斷方面取得卓越成績的朱梅剛教授，開始將自己的經驗和學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年輕一輩。 晚年著書立言 只為后繼有人 　　２００３年３月，７２歲的朱梅剛教授每天都處在激動當中——集他４０多年心血結晶而成的國內首部關于良、惡性淋巴瘤鑒別診斷的專著《惡性淋巴瘤病理診斷》終于出版。打開這本書，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張精致的病理圖片，全書中對不同分型的淋巴瘤病理改變的文字表述，都摘自當今世界上最權威的淋巴瘤鑒別診斷文獻資料。“這是我國病理界期待已久的一本重要專著，它將為中國眾多還